汪曾祺堪称作家中的“吃货”，不仅好吃，而且懂吃，所写美食文章，字字珠玑，读来满口生津。正应了“有其父必有其子”的俗话，其子汪朗虽然长期从业经济新闻，却因家学渊源和个人秉性，不论中菜西餐、盛馔小吃，都敢尝敢试、敢说敢写。这本《刁嘴》，便是他关于吃吃喝喝的文章的最新结集。

封面很素雅，一串葫芦三只鸭。卷首6帧彩图及内页多幅插图，均取自汪曾祺先生画作。全书正文分为“饮馔谈往”和“吃食探微”两部分，共收杂感56篇，既涉及饮食源流、社会风俗，也关注日常吃喝、人情世态，从帝王、高官到文人、百姓，从猪头、火腿到萝卜、青菜，东拉西扯，皆成妙文。比如打头的《刁嘴，可恶更可贵》一文说，人之有口，功能有二，一则吃饭，二则说话。有一种人饭后不会好好说话，往往不受人待见。“数年前，一同事将其母所做八宝饭带至单位与同仁共享。食毕，众皆交口称赞，唯我不知深浅，据实提出两点不足：猪油略少，豆沙微酸。此评价反馈过去，招至同事母亲的一声高叫：别人都说好，怎么就他的嘴那么刁!”此种“刁嘴”虽不受人欢迎，但于饮食业的进步却大有裨益。中国烹饪技艺能有今天的水准，离不开厨师与食客的相互砥砺。如果人人都是“吃嘛嘛香”，最终餐桌上大约只会剩下一盆糨糊。这话在一些过度敏感的人士听来，大有弦外之音呢。

幽默调侃，借古喻今，的确是本书的一大特色。比如，吃喝玩乐，四位一体，自古皆然。但作者说，与吃喝有关的玩乐也有雅俗之分，搞点歌舞演出，来个“哥俩好”或是“三陪”之类的，属于大路货，不够档次。“要想玩儿得雅致，必须得有绝活儿，比如会在酒宴之上即席赋个诗填个词什么的”。作者接着讲了几个文臣在酒宴上赋诗讨好皇帝得到好处的故事，然后话锋一转，引述岳飞的孙子岳珂在《桯史》中的一段记载：福建有一海盗名郑广，自号滚海蛟，官兵奈何其不得，只好招安了事。由于郑广有前科，官员中没人愿意搭理他，让他很郁闷。一次郑广去拜谒上司，正赶上同僚们在谈诗论词，于是自告奋勇赋诗一首：“郑广有诗上众官，文武看来总一般。众官做官却做贼，郑广做贼却做官。”在另一篇文章中，作者引用杂书中的材料，讲了一串古代“高官食难俭”的故事，最后得出结论说：“高官何以食难俭?难在皇上对其奢侈之风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有时甚至纵容之，助长之。”证之当下官场吃喝风锐减，可不就是这样一个道理吗?

一本讲吃吃喝喝的书能达警世之境，实属难能可贵。在我的阅读经历中，这还是第一次遇到。因此，有人给作者送了一个“封号”：最拐弯抹角的社会批评家。这并非过誉之辞，作者这么写，的确是有意为之。且听他自己说：“我的文章虽然都与吃喝有关，但既非美食巡礼，更非烹饪要义，与添油加醋切葱捣蒜相去甚远，更多是想写出点吃喝之外的意思，对某些现实问题发些感慨，说点闲话。”闲话不闲，读者心亮眼明。

当然，对于纯粹的“吃货”来说，书中也有《猪头的前世今生》《涮肉寻源》《烤鸭辨踪》等多篇文章是可以大长见识的。当下，吃螃蟹已成风潮。可你知道中国人为什么要吃螃蟹吗?最直接的答案当然是好吃。但作者在《螃蟹味寻》一文中却告诉我们，中国人最初吃螃蟹，应该另有原因。作者引经据典，说中国食蟹之风最盛的地区与种植水稻最早的地区大致相当，都在江浙一带。而螃蟹又是个食稻伤农的东西，直到元朝，江苏一带还有“蟹”厄的记载：“吴中蟹厄如蝗，平田皆满，稻谷荡尽。”螃蟹多时，像蝗虫一样给稻谷带来毁灭。没别的办法，只好吃掉它们，保住庄稼。这说法新鲜吧?百姓举报贪官，有点异曲同工哦。

(何况 作者单位：厦门市纪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