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主编《书屋》杂志六年，把一家地方刊物办得全国瞩目的周实，用《老先生》一书，如实记录、深情回忆他编刊期间与28位文化老人的交往始末。细细数来，这是一份有相当分量的名单：张中行、萧乾、卞之琳、胡绩伟、李锐、吴江、李普、方成、谷林、彭燕郊、洁泯、戴文葆、舒芜、李慎之、朱健、田原、公刘、黄永厚、杨德豫、江枫、未央、资中筠、朱正、钟叔河、流沙河、余凤高、邵燕祥、蓝英年……这份记录，从一个特殊的角度展现了一代知识分子的精神气质和家国情怀，为当代思想文化界影响力最大的一群“老先生”留下了宝贵存照。

周实时代的《书屋》曾是一家可与沈昌文时代的《读书》比肩的名刊，其巅峰时期的标志性举动，是一期刊物仅刊出何清涟的《当前中国社会结构演变的总体性分析》和林贤治的《五十年：散文与自由的一种观察》两篇长文。周实这种敢打破常规的气魄让沈昌文都欣羡不已，感叹“真是大手笔”。全国各地具有独立思想和精神追求的知识分子，包括一批老文化人，一时间都被凝聚和吸引到了这个公共平台。这些老先生思想敏锐，敢说真话。张中行给《书屋》写的第一篇稿子是《谈谈周作人的文章》，发表在1996年第4期，文中明确提出，对待周氏应该“人归人，文归文”。张中行预感到话题的敏感性，在文章开头就说，此文可能会让“有些不如此想的人听了看了会皱眉”。果不其然，样刊送到“上面”，立即有指示下来：本期杂志暂缓发行，理由是周作人的照片尺寸太大了。后来被迫拿掉照片，将那页重排重印。张中行不退缩，再作一文《多信自己 少信别人》，强调读书要用心去体会，有静心、有耐心，多信自己，少信别人。那个年代说出这种话，是需要一点勇气的。

像张中行一样“心直笔直”的老先生还真不少，看看他们的文章标题就大体明白他们关注什么：萧乾写了《读李锐的<“大跃进”亲历记>》《读邵燕祥的<人生败笔>——一个灭顶者的挣扎实录》;胡绩伟写了《读君一卷书 胜学十年史——读<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有感》《劫后承重任 因对主义诚——为耀邦逝世十周年而作》;李慎之写了《重新点燃启蒙的火炬》《新世纪 老任务》，现实针对性都很强。李锐先后为《书屋》写了《世纪之交感言：还是要防“左”》等5篇文章，各有千秋，但贯穿始终的主线就是防“左”、反“左”。现在回过头来重读这些文章，依然有振聋发聩之感。比如胡绩伟写过一篇题为《学习刘少奇<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文章，文中谈到如何对待“群众闹事”问题时，引用了刘少奇的这些话：“我们一些领导干部，没有闹起来时不理，闹起来以后又惊慌失措，一惊慌失措就采取压制的办法”“有的领导人处理群众问题是用力量去压服，而不是用道理去说服”“是以力服人，不是以理服人”。直到今天，此文强烈的现实性，谁都看得到。

思考让人受难，受难更让人思考。老先生们个个经历坎坷，但他们始终没有停止思考。在一般人眼里，吴江无疑是个马克思主义者，但引发真理标准讨论的那篇划时代的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就是由他最后修改完成的，反对“凡是派”的那篇影响全国的文章《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原则》也是出自他的手。2000年，他为《书屋》再作《自由主义新论》一文，通过引用马恩著作的三段经典论述，明确提出：无论你是资产阶级还是无产阶级，面对自由这两个字都存在历史的共同性，这种历史共同性主要表现为个人自由、言论自由和思想自由。谈到言论自由时，他引用恩格斯的话说：“难道我们要求别人给自己以言论自由，仅仅是为了在我们自己队伍中又消灭言论自由吗?”此文发表后引起轩然大波，但吴江先生处之泰然。

阅读本书，读者不仅能读到《书屋》杂志很多重量级稿件发表背后的故事，更能真切感受到这些老知识分子的“先生之风”。

(何况 作者单位：厦门市纪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