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寇是古代官职。据《尚书》记载，司寇于西周武王时期开始设置，苏公是史料记载的最早担任该职的人，武王之母弟康叔也曾担任过司寇一职。周公曾分别为苏公、康诰作《立政》《康诰》，前者以司法诉讼之事为核心，后者则通篇讨论司法问题，二者的主要思想都是主张用文王“明德慎罚”的精神指导司法，它们也成为研究周初立法司法问题的重要资料。

可以看出，司寇是古代掌管刑狱的司法官职，传统上认为司寇就是司法官。但到了近现代，这种观点受到了一定的质疑，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西周关于司寇的文献非常稀缺，难以从中得出司寇系司法官的确切结论;二是西周官制并不像后世特别是秦汉以后那样职责分明，比如“太史司寇苏公”的称谓就表明，苏公是以太史的身份兼司寇一职，司法与行政并未分开，很多职官都可以处理诉讼案件，司寇成为专职司法官是春秋以后的事情。但总的来说，自汉唐以来，司寇具有司法职能都是主流观点，官职的交叉或不统一，并不影响司寇自产生起就系古代司法官的历史定位。

与现代司法相比，这个时期的司寇不仅有审判职能，也兼有缉拿盗贼、治安管理、处决行刑等其他职责。我国古代法律历来有着“兵刑合一”的传统，司法与国家暴力、刑法刑罚总是紧密相联，所以，司寇职能的多样化也就顺理成章了。

春秋时期的司法组织延续了西周的制度，各诸侯国普遍设立了司寇一职，特别是那些和周王室关系密切的同姓(姬姓)之国。春秋时期、同时也是历史上最有名的司寇非孔子莫属。《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定公九年，阳虎奔于齐。其后定公以孔子为中都宰，一年，四方则之。由中都宰为司空，由司空为大司寇。定公十四年，孔子年五十六，由大司寇摄相事。”意思是说，定公九年(公元前501元)，孔子受定公委派第一次做官，到中都当了行政长官中都宰，一年之后各诸侯国都以他的治理为法则，后孔子又先后晋升为小司空、大司寇，最后在大司寇任上还兼管国家司仪之事(相礼)。

孔子虽然年逾五旬才当上司法官，但因其巨大的人格影响力，带来了风清气正的社会风气。《荀子·儒效》记载：“仲尼将为司寇，沈犹氏不敢朝饮其羊，公慎氏出其妻，慎溃氏踰境而徙，鲁之鬻牛马者不豫贾，必蚤正以待之也。”说的是孔子将担任司法大臣，社会上诸如把羊灌满水再拿去卖、漫天要价等欺坑顾客的行为以及荒淫无度等各种不良现象都消失了。同时，孔子也留下了不少经典审判记录，如“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论语·颜渊》)，孔子认为审理案件的目的在于使案件不再发生;又如“父为子隐，子为父隐”(《论语·子路》)，这是孔子对司法活动提出的伦理要求。

除此之外，孔子在担任司寇期间，还留下了“孔子诛杀少正卯”的历史公案。这事最早载于《荀子·宥坐》：“孔子为鲁摄相，朝七日而诛少正卯。”说的是孔子在鲁国当大司寇兼管司仪才七天，便以大夫少正卯系“乱政者”为由将其诛杀。孔子认为：“人有恶者五，一曰心达而险，二曰行辟而坚，三曰言伪而辩，四曰记丑而博，五曰顺非而泽。少正卯兼有之，所以不可不诛。”《论衡·讲瑞》还说，少正卯同是鲁国大学问家，讲学时吸引了众多门徒，导致孔子门庭冷落，只有颜回一人跟着他，孔子因而对少正卯怀恨在心。这个故事被《史记·孔子世家》所采用，使得该案件成为著名的历史公案，因此案事关孔子的正面形象，其真实性也受到儒学后人的强烈质疑。

主张此案不实的理由有三：一是孔子历来主张仁义道德、礼制服人，不会杀人，更不可能仅因少正卯属于有才华的异己者就诛杀之;二是《论语》《孟子》这二份研究孔子生平最重要的资料均未提及此事;三是《荀子》中包括《宥坐》在内的很多篇章均非荀子原著，可信度较低，并且孔子生活的年代比荀子早了一个半世纪多，《左传》《国语》等成书更早的文献都没有记载，荀子从何得知此事令人怀疑。还有一种观点认为，诛杀异己的手段更符合法家权术的做法，荀子虽为儒学，但其学生李斯、韩非均是法家人物，具有法家色彩或者已经成为法家人物的荀子门徒们炮制“孔子诛杀少正卯”一案的目的，旨在利用孔子的巨大名气来提升自己学说的正当性和说服力，实为一种“托古立说”的策略。

话说回来，孔子虽为圣人，但也是入世的凡人，正如他对吃“食不厌精，脍不厌细”，十分讲究。孔子同样也会有众多不为人知的一面，过分圣化和神化孔子并非科学的历史观。对于这样一桩莫衷一是的历史公案，有兴趣的后人，自然可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对此事进行一番独立、科学的分析和思考，这种史学方法论的习得，或许比知晓近乎不可能知晓的公案真相更为重要。

(严义挺  作者单位：福建省委政法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