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能让我一口气看完的书委实不多，《上学记》就是其中一本。之所以引我入胜，原因有二：其一是语言通俗晓畅，叙述如聊家常;其二是民国名士竞相登台亮相，展示鲜为人知的个性风采。尤其是闻一多、刘文典、曾昭抡等人某些独立特行的言行令人忍俊不禁，拍案叫绝。

《上学记》是由何兆武先生口述，文靖执笔的一部回忆录，主要回忆何先生从北京师大附中到云南的西南联大再到北京革大这一求学阶段的所见所闻。“忆先生”这一章最为经典，执笔者以何先生亲历或亲闻的视角，冷静客观的叙述，对活跃于大学校园里的诸多教授老师进行了片断式的夹叙夹议，让人趣味横生大开眼界。

比如“一包热情”的闻一多。书中说有一次，温德先生和我们谈起闻先生，说：“他就是一包热情。”接着又摇摇头，说：“不过搞政治可不能单凭一包热情。”言下似有惋惜之意。西安事变爆发后，闻先生拥蒋，反对张学良，曾在教授会上痛斥：“怎么能够劫持统帅?”及至上世纪40年代，闻先生亲身感受了国民党政权的腐败和黑暗，又满腔热忱投入民主运动，最后遭国民党特务枪杀。

比如爱发牢骚的张奚若。张奚若曾在课堂里扯闲话说：亚里士多德说：“人是政治的动物”，动物过的是单纯的生活，但是人除此之外还应该有高贵的生活，现在米都卖到五千块钱一担了，单纯生活都维持不了，还谈什么高贵的生活。最能体现其胆识的牢骚话是这样说的:“现在已经是民国，为什么还老喊万岁?那是皇上才提的。”(指“蒋委员长万岁”)

比如忤逆权贵的刘文典。北伐时候刘文典是安徽大学校长，蒋介石到安徽时，照例要请当地的名流见面。蒋介石是很注重仪表的一个人，可是刘文典挺干瘪的一个老头儿，还戴着眼镜。蒋介石看他其貌不扬，问：“你就是刘文典吗?”他回了一句：“你就是蒋介石吗?”一下子把蒋介石给惹恼了，把他抓了起来。后来经蔡元培、吴稚晖等等元老保释，才把他放出来。

比如个性张扬的曾昭抡。曾昭抡是曾国藩的后人，不仅家势显赫而且学有所成，在化学界是个大名鼎鼎的人物。何先生回忆说：曾先生这个人非常有个性，蓝布大褂总是破破烂烂，趿拉着两只布鞋，头发也挺乱。朱家骅做中央大学校长的时候，有一次召集各系主任开会，曾昭抡也来了。朱家骅不认得他，问是哪一系的，曾昭抡答是化学系的。朱家骅看他破破烂烂的，就说：“去把你们系主任找来开会。”曾昭抡没有答话，扭头走出来，回宿舍后，卷起铺盖就离开了。随后他去了北大化学系，照样做系主任。

比如临危处变的梅贻琦。何先生回忆在西南联大时，日本飞机常来轰炸，跑警报便也成了学校师生的家常便饭。他说道：“大凡在危急的情况下，很能看出一个人的修养。比如梅校长，那时候五十好几了，可是顶有绅士风度，平时总是穿得很整齐，永远拿一把张伯伦式的弯把雨伞，走起路来非常稳重。甚至于跑警报的时候，周围人群乱哄哄，他还是不失仪容，安步当车慢慢地走，同时疏导学生。可是吴晗不这样，就知道慌着逃命一样。有一次拉紧急警报，我看见他连滚带爬地在山坡上跑，一副惊惶失措的样子，面色都变了，让我觉得太有失一个人的气度。”

比如惨遭贬损的沈从文。沈从文是行伍出身，没有任何学历，连中学都没念过。后来到大学里教书，还成了教授，很受学院派的白眼。有一次，刘文典在课堂上就公开说：“沈从文居然也评教授了……要讲教授嘛，陈寅恪可以值一块钱，我刘文典一毛钱，沈从文那教授只能值一分钱。”

民国时期，是中国最痛苦的时期，军阀混战，日寇侵华，连年战火，国破家亡，老百姓处于极端贫困状态。究竟贫困到何种程度?何先生在书中说，贵州的穷你是想象不到，任何一个小饭铺只有两种东西可以下饭，一碟盐巴，一碟干辣椒，就这么两盘，那真是穷得要命。

然而，就是在这种艰难困苦的生存环境中，还是有一大部分的知识分子为民族免遭凌辱，或执掌教鞭或埋头学问或投身政治，施展着他们的满腹才华，播传着复兴民族的点点星火。尽管他们的境遇和结局各异，但他们敢于担当，不负时代，卓然孑立的气度风骨，依然穿越时空，令后世回味。

(陈枯朽  作者单位：武夷山市公安局交警大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