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法治报-海峡法治在线9月14日讯  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40年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换了人间”的变化，民主法治建设也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厦门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城市，在这过程中，政法系统干警发挥了独特优势，作出了重要贡献。他们是改革开放的参与者、见证者，也是改革开放的受益者。本报将陆续推出系列报道，用第一人称的方式讲述厦门政法系统干警见证、参与改革开放的故事，敬请读者关注。

上世纪80年代的陈英明(中)

在厦门市同安区人民法院有这么一位老人，他做过泥瓦工，当过代课老师，但是一朝进入法院成为一位“司法人”后，他便将终身都许给了他所热爱的司法事业。即使2013年退休了，他仍凭借着这份对司法工作的热忱，任职特聘调解员，享受发挥余热的快乐。他在同安法院历任书记员、助理审判员、法官、庭长等职务，他在法院的成长路见证了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司法的巨大变化。他就是陈英明。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听他讲述他所参与的改革开放40周年的故事……

我，1953年出生在厦门市新店镇。1973年高中毕业后，适逢乡镇建筑社招工，我在那里找到了人生中的第一份工作——泥瓦工。后来，经人推荐，我来到新店彭厝中学，成为一名代课老师。

后来，我如愿考上了广播电视大学，并于1984年考进了同安法院。当时，我已经31岁了。这时的同安法院只有不到20名干警，几幢斑驳的矮房子坐落在县城体育场的边缘，占地面积狭小，办公条件简陋。3个月后，我被分配到当时的同安县人民法院新店法庭工作，在这里一干就是整整10个春秋。

上世纪90年代的陈英明

记得当时的新店法庭办公条件非常简陋，场所是向新店镇政府借来的一个办公室和一间设置着3张床铺的集体宿舍。3位干警，3辆28寸的“永久”自行车，几张破旧的桌椅板凳，几枚印章加一柜子牛皮纸卷宗，这就是当年新店法庭的全部家当。那些年，每个星期除了周末，我吃住都在新店法庭，几个年轻人几乎也都以法庭为家，日夜值守。从书记员、助理审判员到法庭负责人，在这里，我挥洒了在法院的职业生涯中最初的汗水;在这里，我见证了新店法庭复设以来最初发展的样貌。

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伊始，法庭辖区的周边乡镇以农村人口居多，民风淳朴，案件数量还不多，其中以农村家庭纠纷和邻里纠纷引发的民事案件为主，经济纠纷案件数量很少。我和同事经常各骑一辆“永久”走村串巷，为农家的婚姻家庭纠纷、邻里纠纷做实地调解工作。记得有一回，某村两口子的离婚纠纷案件闹得沸沸扬扬，妻子半夜情绪过激意图上吊自杀，家人虽然勉强制止，但冲突难以避免，村支书急忙打电话到法庭寻求帮助。我和同事连忙起身，揉一揉惺忪的睡眼，便急忙跨上单车，匆匆赶往村里。当年的同安县乡村路况极差，大路小径都是泥土地面，坑坑洼洼，白昼都不易行车，夜里由于路边没有一盏路灯更是寸步难行，一不留神就可能掉进沟里。但是情况紧急，我们摸着黑骑快车风风火火地往当事人家里赶，路上一位同事还因为车轱辘碾上了石块摔跤跌破了膝盖。在村干部的协助下，我和同事们连夜与当事人座谈，调解工作一直持续到第二天的鸡叫，方才平息了事态。事后，我们连续多次耐心细致地给当事人做思想工作，释以法律政策，晓以乡规礼俗，促使夫妻双方重归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