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人都曾是一把青黄的稻谷
1 大学一年级的暑假,我只身来到厦门,找到了在那里工作的堂哥,在他的帮助下谋到了人生中第一份暑假工——在一家西餐厅做服务生。 某一个晴朗的下午,休息时间,大家坐在餐厅西边的一个角落里聊天。一位体形微胖的女同事突然对我产生了兴趣,她长着一张圆圆的脸,年纪和我相仿,但是看起来要比我成熟得多。那天,她坐在我的正对面,看了我好一会儿,才开口问道:“你多大呀?” “我?21岁,已经上大一了。” “大一?”她睁大了眼睛,有些怀疑地反问我,“你已经上大一了?” 我并没有正面回答她,而是补充了一句:“嗯,9月份开学就大二啦!” 这一次她“咯咯”笑了起来,仍然带着一丝难以置信的口气说:“我还以为你才刚刚初中毕业呢!” 她说到“刚刚”这个词的时候,特意加重了语气,似乎是羡慕我的年轻,又似乎在感叹岁月的无情。因为平白无故地被人说小了好几岁,我开心地笑了起来。 那两个月,我每天走路去西餐厅上班,说着“欢迎光临”,端着盘子给顾客送餐,拿块抹布把狼籍的桌子收拾干净,应付顾客的各种要求,每天工作8到12个小时不等,每个小时赚的工资是4元钱。常常是在凌晨1点,下班换下工作服再冲个冷水澡后反而睡意全无,赤着上身躺在架子床上欣赏繁华梦幻的城市美景。 那是我第一次短暂进入社会,扮演其中一个不起眼的角色,过另一种生活,一切都显得与脸上的稚气、学生的言行格格不入。那时候,不管我是不是21岁,不管我同不同意,我都像一把幼小的青色的稻谷,因为被人羡慕年轻而自喜,因未经世事无法感受同事话里淡淡的辛酸,被城市的繁华梦幻吸引却不知背后的艰难。 2 此后3年,我潜心读书,再没有外出打过暑假工。那两个月社会历练的痕迹,也被时间冲淡得一干二净。大学毕业以后,我回到了家乡的小城,第一次真正意义上进入社会。那时候,我刚刚找到一份临时工的工作,每个月领着1000多元钱的工资,不得不为生计考虑。 一个星期六,我花了一上午时间找到一家开在一条小巷子里的私人理发店,理了一个5元钱的头发。那以后,我常常一个人蹬着自行车,穿过大半个县城,去那里把头发剪得足够短。身上穿的是一些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衣服,脚上穿的是花几十上百元买来的运动鞋,全身上下没有一点西装革履味。 面对被人说“你骑自行车的样子,就像一个正赶着去上课的高中生”,或者被中年妇女称呼为小男孩、被人问现在上高几的场景,已经没有了盲目的自喜。取而代之的,是多多考虑哪里的房租更便宜、哪里的午餐晚餐更实惠、哪里能花最少的钱剪一个满意的发型以及要怎么改变这样的生活状态。 在那一次次充满仪式感的穿行,一次次扎进社会洪流的过程中,我白天上班、晚上备考,生活就这样在不动声色中慢慢积蓄着变化的力量。 3 大半年后,我幸运地通过考试,谋到了一份稳定的职业,进入人生的另一条更为广阔的赛道。 接着,既有主动也有被动的,开始慢慢地接触越来越多不同年龄、不同行业、不同性格的人。在大多数交际场合下,我都是安静地坐在那些30多岁到50多岁甚至60多岁的人们中间,在他们称呼我为小年轻的时候,点头微笑。 然后,我开始有了自己的第一套西服;开始买了剃须刀,每天在清晨起床之后照照镜子,看看嘴唇和下巴的胡子是不是太茂盛了;开始时不时地穿上白衬衫黑皮鞋,再打上一条红色领带,旁若无人地走在大街上;开始在第一次见面时伸出手去握住别人的手…… 渐渐地,就像老家的水稻从乳熟期进入蜡熟期,我开始觉得自己像一把不青不黄的稻谷,既不饱满也不干瘪,既不成熟也不幼稚。在熟与不熟之间,内心平静地接受着,被18岁的女孩称呼为老男人,被小朋友叫叔叔。 好像已经在很久以前就习惯了角色的转变,然而我相信有些东西是早有准备的,包括感觉。 就像稻谷知道自己必须要经历由青变黄的过程,必须经过风吹日晒雨淋,必须在吸收足够的养分之后自觉地弯下腰,才能最终散发出黄金般耀眼的光芒那样。 这是必须经历的过程,唯此,才能成熟。 (罗立军 作者单位:连城县人民法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