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安作为现实中的地理概念，现在是福建省中西部一个总面积约2900平方公里、总人口30余万人的县级市;但它曾作为东南抗战文化中心的那段历史，正如《发现永安》一书的作者张在军所言，却被有意或无意地忽略了。

拂去历史的尘埃，战争曾让这座僻静的山城站到了前台。

卢沟桥事变之后，按照“一个月内解决中国事变”的狂妄计划，日军迅速向各地推进，战争的硝烟味在东南沿海愈来愈浓。1937年10月26日，金门陷落;1938年5月13日，日军宣布占领厦门全境;同年6月12日，日机32架轰炸福州，致死4人，伤9人。据当时省抗敌后援会救护部陈敏贤回忆：“福州第一次沦陷前，日机经常飞临，低飞扫射、投弹，给市民生命财产安全造成很大威胁。”

频繁的空袭严重影响省府及各部门开展日常工作。为了利于坚持长期抗战，当时的省政府不得不考虑应变之策：将省会迁往内地!据资料记载，当时省会内迁有三个备选地点：建瓯、长汀、永安。为什么最后选中了永安呢?“有一种说法认为建瓯、长汀邻近江西，日军翻过一个山头就可以攻击，同时过于深入，对于前线，尤其是沿海的战役指挥鞭长莫及。”相比之下，永安地理位置相对居中，便于指挥全省，“而且县城周围山高路狭，易守难攻”。于是决定将省会迁往永安。

在前期派人先行筹建永安水力发电厂、扩充汽车站、开凿卫生水井等基础上，1938年4月25日，省政府正式对外宣布，为适应抗战形势的需要，福建省会将由福州迁往永安。从4月29日起，福建省政府及其所属104个单位，便陆续内迁至永安，导致福州几成空城。

张在军在书中写道：“随着省府搬迁和厦门失守，不少行政机关、文化团体、大中专院校等各种机构，陆续向永安及其附近的山区疏散，顿时官佐幕傣、豪绅政客和公教人员接踵而至;不少教授、学者、专家和文化界爱国人士也相继云集永安，其中有先后从港、沪、粤、苏、皖、浙、赣、湘、桂等地辗转来闽的一些知名文化人士。他们中有黎烈文、许钦文、董秋芳、邵荃麟、羊枣、王亚南、章振乾、王西彦、赵家欣、谢怀丹等。”

我们现在很难想象，当时一个小小的永安山城，居然拥有如此强大的文化阵势：文化学术团体40余个，编辑单位近20个，出版社42家，印刷所19家，出版各种报纸12种、杂志129种，出版各类专著700多种，丛书、丛刊近40套，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学、艺术、新闻、教育等各个领域。据张在军统计，在永安先后发表作品和出版专著的作者、学者有100多人，其中不少是名家。“其时间之长，出版物之多，作者阵容之大，作品战斗力之强，在当时的大后方，可以说是仅次于重庆和桂林。”

本书作者张在军近年来执着于抗战时期文化教育的拓荒，先后创作出版了《苦难与辉煌：抗战时期的武汉大学》《当乐山遇上珞珈山：老武大西迁往事》《发现乐山：被遗忘的抗战文化中心》《战乱与革命中的东北大学》《西北联大》《东北大学往事》等与抗战后方文化教育相关的著作。正是这种持续不断的研究让他发现了永安：“永安进步文化活动使得永安成为抗战时期东南地区的文化中心，与重庆中心文坛及桂林、成都、昆明、曲江等重要文化据点互相配合，遥相呼应，掀起中国抗战文化运动的高潮。”显然，永安是整个抗战文化的一部分，是福建人的荣光。

然而，随着抗战胜利，1945年9月，省政府开始回迁福州，曾肩负七年半重要使命的永安又回归本位，并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今年是永安充任临时省会80周年，但愿本书的出版能唤醒人们的记忆，增进对永安的了解，进而关注永安，研究永安，推动和促进永安的发展。

(何况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