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以钱财作赌注的赌博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出现，那时的斗鸡等赌博盛极一时。据《列子·说符篇》载：一虞姓富商，“设乐陈酒，主博楼上”。可见当时已出现赌馆。以后各代愈演愈烈，战国赌赛马，唐时赌斗鸡，明代马吊牌，清代斗蟋蟀，以后又出现牌九、麻将等等，不知有多少人因为赌博而倾家荡产。

赌博害人害己，扰乱治安，导致犯罪，是社会的一大公害，历代统治者都曾下令禁过赌。

据史料记载：我国第一部法典《法经》就有关于禁止和惩罚赌博行为的规定，这是我国最早有关赌博的成文法。《汉律》规定：无论官员百姓“博戏罚”，即使贵为王位继承人的太子，也要“博戏则笞;不止，则特笞;不止，则更立”。《唐律疏议》中所规定的七大犯罪中，赌博被列入第五类犯罪，即违反封建礼教和管理秩序的犯罪。元朝建立后制定颁布的第一部成文法律《至元新格》规定：官员赌博者要“杖七十，钱物没官”，并解除官职，一辈子不能升官，主管官员对赌博应捕故纵者，要处以“笞杖”，如收受赌博犯财物，则按赌博罪论处。明太祖朱元璋曾下令：凡赌博者断手腕。《大明律》规定：职官赌博“加一等”治罪，作为官员后备军的国子监生员，犯赌博罪者一律革职为民，断绝仕途。清代对赌博条款又具体规定：“凡官吏参与赌博，要革职枷号两月，鞭一百。”并且“不准折赎，永不叙用。”民国时期，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南京临时政府也十分重视禁赌工作。为绝赌风，政府颁发了《内务部报告禁赌博呈》，明确提出：“赌博陋习，最为社会之害，律法在所必禁。”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政权所制定的刑事法律中，将赌博罪列为普通刑事犯罪之首。

法国谚语说：“赌徒的钱包上没有锁。”清朝的蒲松龄则云：“天下之倾家者，莫速于赌;天下之败德者，亦莫甚于博。”百姓赌博，害在一己一家。官员涉赌，则腐败必至，政务荒废，纲纪废弛，信用尽失，德治难行。新中国建立后，党和政府花大力气整治赌博等社会恶习，在《刑法》中明文规定：“以营业为目的，聚众赌博或以赌为业者，处以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并采取一系列严厉措施。但为什么赌博现象总是禁而不止?前些年，一些地方，赌博恶习又有所抬头，一些地方领导干部也参与赌博，据媒体披露：过去几年就有数十名官员或企业领导栽在澳门赌场，他们输掉的钱款，少则几百万，多则上亿元人民币，可见其危害之大。

在严厉打击各种形式的赌博活动，以刹住赌博之风上，我们且不说用《太平刑律》那种“凡朝内军中如有兄弟(即官员、士兵)赌博者斩首”之重典，我们不妨效仿清雍正帝奖惩严明的禁赌措施。雍正十二年(1734年)六月，镶红旗满洲都统衙门派出缉拿赌徒之官员呈报，在北京阜成门东下马庄一镶蓝旗满洲闲散钟库家中，拿获设局掷骰子聚赌之人4名。在雍正帝的谕令下，除把几个赌徒交刑部照例治罪外，还将有关镶蓝旗满洲官员交部查处，以失察论处，对于缉拿赌徒有功的官员，则分别给予记录或奖赏银两。雍正五年(1727年)，四川提督黄廷桂先后破获聚赌案件25起，缉拿赌徒128名。雍正帝得报，谕黄廷桂：“凡严禁之事，但恐日久废弛”，令他“以长久为务”，坚持数年，不可突击一时，便放松下来。

我想，我们对赌博的打击一定要持之以恒，“不可突击一时，便放松下来”，只有这样，涉赌现象才不会风过草起，故态复萌。

（谢华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