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定了就不后退

2015年下半年，陈琳负责的监狱病犯专管区开始接收第一个艾滋病罪犯。

“艾滋病犯，这事怎么听都难免让人发怵吧。”陈琳刚刚接到任务的时候，也考虑过很多。“本来是需要做好严格防护措施的，但监狱情况有些特殊。”

陈琳面对的不仅仅是管教罪犯的压力，作为负责人，她还需要在病犯专管区民警面前做出表率。

在病患专管区有个不成文的规矩，民警和艾感病犯谈话时，站定后，步子就不能往后退。“因为我们一退，她们就会想，民警在怕什么，觉得自己被区别对待。”陈琳解释。

艾感病犯不仅身体免疫力低，心理也很脆弱。陈琳曾经带过一个入监后才得知自己被感染的罪犯。“一开始该罪犯和家人都不能接受。民警、同改鼓励了很久，才渐渐正视这件事，积极投入改造。但临近刑释，该罪犯又开始担心家里其他亲属是否接受……环境给的信心是最原始的驱动力。”直面艾感病犯，陈琳见过各式各样的情况。有衣服掀开浑身溃烂的，有每天歇斯底里大哭的。陈琳深知艾感病犯的改造道阻且长，民警是这些人最信任的人。

8个不眠夜

2018年，陈琳度过了难忘的“十一假期”。公休前一天下午她突然接到通知，一名艾感病犯病危，需要转到监狱外的医院抢救。本应休假的她整整在医院ICU守了8天。“大夜班接着小夜班，几乎没有睡觉。”陈琳说。当时自己遇上腰疾，这8天她也很难熬。

被紧急送入医院抢救的第一天，该犯的各项指标均低于正常值，家属仍在赶来的路上。挂号、缴费、看护……陈琳成了“临时家属”。

“你不要担心，女儿女婿和外孙都在来的路上。”在病床前陈琳顶着黑眼圈宽慰罪犯。

“我得这个病，女婿可能不知道。我不想拖累女儿，警官替我保守这个秘密吧。”该犯告诉陈琳。陈琳真的为她好好地守住了这个秘密。病犯最后转危为安，在病床上坐着给陈琳欠了个身：“给你们添麻烦了，谢谢。”

陈琳说，给自己留下深刻印象，且凝聚成坚定职业信念的，往往都是这样的瞬间。

陈琳强烈的职业认同感也有一部分来自父母。“我一直没有告诉她们，我现在在和艾感病犯接触。父母的年纪都大了。我父亲的身体现在还很不好。”谈起父亲，陈琳控制不住地流泪。今年陈琳的父亲因为癌症复发，需要化疗，作为家中独女的陈琳却没有办法陪在身边。父亲刚刚做完手术的时候，陈琳在病房里和母亲说，“妈，你照顾着爸，我得回去工作了。”她的妈妈故作轻松地向她招招手，说：“你快去工作吧。留在这里干嘛。”

父母从侧面给了陈琳很多职业认同感。刚从警的那几年，陈琳偶尔还动过换职业的心思，但现在根本不想了。“我觉得我不一定是个很好的创造者，但是一个好的执行者。现在我越来越想把工作踏踏实实、用心地做好。总要有人去多承担一些责任。”

(本报记者 魏青 谢伟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