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清明节前，父亲就像一盏即将燃尽的油灯，泛着微弱的光，随时可能熄灭。

我们希望他能熬过清明节，迎接端午，吃上一个粽子和几粒他最爱的火红的杨梅，可终究未能如愿。清明节前两天的一场纷纷夜雨，把父亲的生命之灯浇灭了。

父亲在世的时候，我从不记得他的生日，祭日却从此牢牢地记住了。

目不识丁的父亲，一生尊崇孔孟。他说，人穷要读书，山瘠要栽松。因此，他在地里死命地刨，把我们五兄弟姐妹一个个送进学校。

父亲一生离不开庄稼，他说两天没有劳动就会生病，所以他一年到头几乎都在田里。我们进城了，拉不了他跟我们一起生活，偶尔进城，脚刚踏进我们的家门，就准备着转身回乡下，他总是说城里住不习惯。

有一年，老家下了一场几十年不遇的暴雨，家后山滑坡，泥石流快堆到厨房。父亲淡定地呆在家里，把我们和乡政府工作人员急死了，怎么劝都劝不动。

县里下了死命令，无论如何都要把父亲他们劝离，否则要问责。其他人都转移了，剩下父亲这个“钉子户”，乡政府工作人员快急哭了。一位小姑娘无意嘀咕了一句：“如果你老人家不走，我们就要下岗了。”父亲一听会连累他们，立马卷了几件衣服，跟着我哥进了城。

当得知险情排除，又可以入住之时，父亲鞋子都忘了穿，转身往乡下跑，哥哥开车才追上他。

我到福州安家后，妻子几次请父亲来福州走走。父亲每次笑呵呵地说，会来会来，但始终没行动。2013年国庆，沙县到福州的动车开通。铁路就在家门口，我们再次请父亲来福州玩，这次他答应了。我们带他到五一广场等景点逛了逛，照了几张照片，他留在照片里的笑容很天真。吃过午饭，父亲就坐不住了，我们不让他回去，他就在客厅里走来走去。最终，晚饭后，他还是回去了，到老家都晚上9点多了。

父亲看上去很固执，其实思想却开明，完全跟得上时代。

我一当上县政府公务员，他就叮嘱我，你手中有权力，千万不能贪，处理公务不要急，不能办错公务;要听领导的话，多学习，积极踏实做好工作;我结婚后，父亲交代我，不要与妻子计较，更不能吵架打妻子，要顾家，敬爱妻子，团结和气过日子;我为人父后，父亲要求我，带孩子不要粗暴，要细心耐心。

有一年夏天，村里一位壮年人突然得病去世，没有棺材用，天气不等人，亲友们急得团团转。父亲得知后，说服奶奶和母亲，把他自己备用的棺材送到这户人家里去。生者把棺材送给小于自己得病去世的死者，这在农村是件非常忌讳的事，从来没有人敢这么做，父亲成为第一个破戒的人。

母亲意外去世的那年，政府提倡移风易俗，在乡村试行殡葬改革。工作人员上门做工作的时候，母亲的棺木都准备好了。村里还没人火化过，打破这个规矩对于父亲来说压力巨大。开明的父亲，最终还是同意了。

母亲火化时，父亲没到现场。

处理完母亲的后事，父亲脱了一层皮，瘦得剩把骨头。但他的腰和背没有弯下去，走路仍然咚咚响，卷起一阵风。他向我们要了新华字典、墨水和毛笔等，种地之余学认字写字。不久，在旧报纸上写满了母亲和他自己的名字。

父亲的身体一直很好，一年到头几乎不用打针吃药。可在他八十岁过后没多久，一天大清早到田里侍弄水稻，不小心一头栽进田里，爬不起来，幸好种烟叶的外乡人发现了，把他拉起来。父亲的腰和腿伤到了。

等我闻讯，父亲已住进县医院了，这是父亲生平第一次住院。父亲形容在医院的日子是“坐牢”。

虽然医生说父亲没有受大伤，但身体却弱了下去，步伐明显地蹒跚下来。

父亲可能也知道自己时日不多，又怕我们知道了伤心，每次我们回去，他都表现得轻松的样子。邻居悄悄地告诉我们，父亲时常独自坐在门口，呆呆地朝着母亲坟的方向望。

去世的前一个月，父亲卧床不起，但脑袋始终清醒着，不再掩饰，说该去找母亲了。然后郑重地给我们交待后事：一是他死后不要为葬法为难，尽管拿去烧了。二是他的骨灰我们看着处理，不埋放在老家里也可以。三是八月初一的扫墓改在清明，放假大家都有时间，不耽误工作。

那段日子，我睡不好，一下子憔悴了，哥哥、姐姐、嫂嫂们看在眼里，不敢轻易给我打电话。但总得打，那一天，凌晨四点半，夜雨哒哒响，手机跳出哥哥的号码，我还没接起电话，眼泪先流了下来。

至今，父亲的骨灰还未入土，族人说，按照乡村规矩，一直这样放着也不妥，还是要埋了。这样放着并没有违背父亲的意愿，他们又说，万一要是猫狗跑进去，把骨灰盒打翻可就坏了。

说到猫狗，我有点怕了，埋骨灰势在必行。但骨灰在时，感觉父亲还活着。一旦埋下，父亲就彻底没了，从此我在地上，他在地下，阴阳两隔，父子再也难以相见了，我清明回去锄他坟头那几棵野草有多大意义啊!

顿时泪流满面，放声大哭。

(罗锦生 作者单位：福建省公安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