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在文学史上留名的作家，少有一生顺遂的。细味他们的名字，其中往往深藏着他们的“自我”。

有的名字隐喻了悲苦的命运和艰涩的灵魂，如诗人保罗·策兰。

刚开始创作时，策兰把他的本姓Antschel用罗马尼亚语拼法变化而成Ancel，当作笔名。不久，他又把这名字的两个音节前后颠倒，成了“Celan”——这个词在拉丁文里意为“隐藏或保密了什么”。他说，这样感到自己成了另外一个人。仿佛如此，他悲剧命运就能够深藏起来。然而，他以“晦涩”著称的诗和孤独的死亡，都令这个名字更加沉重而又扑朔迷离。这位出生于讲德语的犹太家庭、父母惨死于纳粹集中营的敏感诗人，历经战争的浩劫与折磨，最终带着无法治愈的精神创伤自沉于巴黎的塞纳河。策兰《雪之部》里的几句诗或许道出了他的自我：“这个只能结结巴巴跟随的世界，我将成为这世上/曾经的一个过客，一个名字/从墙上渗下来/墙上，一道伤口舔向高处。”今天，“策兰”这个名字已是一个独特而不朽的存在，触碰这个名字就仿佛触碰一道伤口。

试图用名字隐藏自我的，还有意大利匿名作家埃莱娜·费兰特。

这位以“那不勒斯四部曲”引起世界轰动的作家，从不露面，只接受过极为有限的书面采访，并一再重申：自己脱离作品就是个普通人。埃莱娜·费兰特只是一个作者，在作品完成时消失。这般决绝地将名字与自我隔绝开来，是一种极度严密的自我保护，也是一种极度清醒的自我认知。他(她)的真实姓名甚至性别，至今仍是一桩悬案。

名字是一个人最重要的符号，有些沉迷风水的人寄希望于改名来改变命运。但改名能改变命运吗?阿隆索·吉哈诺改名为唐·吉诃德后，他就不再是一名没落贵族而成为骑士了吗?塞万提斯显然不这么认为。名字只是一个外在包装，一个人的“自我”并不会因改名而发生根本改变。

然而，宫崎骏却有不同的表达。在他的动画电影《千与千寻》中，女巫汤婆婆拆散了女主角荻野千寻的本名，改为“千”后，原来的千寻就消失了——“千”是另一个人，是受命于汤婆婆的雇工。宫崎骏借电影里的白龙之口提醒：“名字一旦被夺走，就再也找不到回家的路了。”忘掉了本名，就会忘掉本我。所以，千寻小心地藏好原来的衣服和名字，最终找回自我，获得了拯救与成长。在日本古代传说中，有一种法术叫“言灵”，能唤出妖怪真正名字的人会有控制并将其用之为仆役的能力。因此，一些守旧或者年长的日本人有两个名字，一个是由父母隐藏起来的真名，另一个是日常使用的假名。这就是出于对言灵的敬畏，唯恐被他人知晓真名后丧失自我，命运发生改变。

当然，命运不可能这么简单地改变，但改名可以是自我对命运的小小抗争。曾经有个三岁的小女孩，因为怎么学也学不会如何写她名字“陈懋平”中笔画繁复的“懋”字，索性自己改名为“陈平”。长大后，这个特立独行的女孩周游异国，写下自己的“流浪记”，又给自己起名“三毛”。比起真名，“三毛”这个笔名才更像她的“真我”吧，因为其中有着流浪的灵魂。

还有一位不羁的女子，也有着充满故事的名字。和策兰同年出生的张爱玲曾说：“我的小名叫，张两个字嗡嗡地不甚响亮。”十岁时，母亲送她入学，填写入学证时“暂且把英文名字胡乱译两个字”当名字了。这个草率取的“爱玲”虽然被张爱玲直言“恶俗不堪”，她却不愿意改：“我之所以恋恋于我的名字，还是为了取名字的时候那一点回忆。”痛恨旧式家庭的张爱玲抛弃了父亲给予的“张”这个名字，意味着她对父权的反抗;虽然“爱玲”这个名字只是母亲的一时权宜，却也蕴含了母亲与女儿之间的温情——孤独成长的她对母亲有一种放大的依恋与爱慕。可是幼年被母亲离弃的伤痛，以及后来和母亲共同生活的失望，终于使张爱玲感到“她所企求的母亲与她真正的母亲根本是两个人”(《倾城之恋》)。母亲成为她一生最深切的爱与痛，母亲临终前希望见她一面的愿望也被她无情拒绝——她拒绝再当母亲的女儿。到了晚年，张爱玲深居简出，却跟友人说道：“我现在唯一想说话的人，是我母亲。”但当时母亲已去世多年，她再也无法与母亲和解。这些故事都刻进了“张爱玲”这个名字，阅读她的作品，更令人倍感苍凉。

给人以类似阅读体验的还有海子。他曾想“给每一条河每一座山取一个温暖的名字”，却无法驱除他内心的孤寒与绝望。在他卧轨山海关之后，熟悉他的人在阅读“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时，反而感到春寒料峭。

这些经典的名字背后蕴藏着一段段深刻的生命经验。相比之下，现在一些网络作家的起名就要轻松随意许多。譬如六神磊磊，原名王晓磊，因为夏天怕蚊子咬，喜欢用六神花露水涂满全身，故名“六神磊磊”;中国网络作家富豪榜榜首的唐家三少原名张威，自称小时候喝豆浆喜欢加三勺糖，就把“糖加三勺”谐音“唐家三少”当作笔名了;以《鬼吹灯》出名的天下霸唱原名张牧野，因为唱歌太难听，一开嗓朋友都跑光了，故名“天下霸唱”。这些颇为戏谑的网名，体现了网络时代年轻人张扬恣肆、追求个性的自我与网络文学的娱乐性。在这个“娱乐至死”的时代，名字也可以娱乐，自我不必总是那么深沉。

(郑珊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