郎·富勒(1902—1978年)是美国现代法学家，他的论著如《法律的道德性》，观点新颖，学理深邃，被誉为“现代法学理论的标杆”。他关于法律与法治的论说是在论战中建立起来的。论战时，常以讲故事形式来阐述和诠释自己的观点。

譬如，郎·富勒为了论述：如果法律对道德保持中立的态度，法律如何证明为“善”?如果良好秩序来自程序的实现，程序自身“良好”又源自哪里?他讲了下列一则故事——

一座位于大西洋海岸的大学城新建起来，最初这个地区的每一个路口都没有设置红绿灯，行人通常都是找机会穿越车流过街，只有某时过于莽撞，会遭到当值交警的言语训斥。后来，道路的过街信号灯安装起来，路边也竖起了警示标语，那些不守规则的行人被处以罚款。短期之内，危险的过街行为有所缓解。然而情况很快恶化。因为行人发现，在交通不繁忙的时段，根本没有交警在场，所以有人开始在这些时段无视交通信号灯。继而，这种无视规则的现象又延伸到交通繁忙的时段。随着时间推移，机动车司机也开始寻找机会在无人行走时超越红灯抢行。现在，决定对哪些人进行处罚，变得非常困难，因为无视信号灯、乱穿马路已经成为集体性的行为。此时，法律控制系统出现了崩溃。

郎·富勒所讲的这个故事有哪些意涵呢?我认为有三方面值得体认——

首先，良好的秩序亟须“规则之治”。那座大学城刚建立时，交通混乱，显然是没有交通规则所致;设置了红绿灯，情形有所好转，但最终还是出现无序现象，说到底是规则的虚设，缺失“规则之治”。在郎·富勒看来，道德通过法律得以实现，然而，法律对道德保持中立的态度。“法治即良好秩序”是其重要的法学理论。民众对交通规则的遵守程度，堪称一个国家和社会遵守规则状况最感性最直接的标尺，那座大学城交通乱象乃是规则被架空、被虚化的现实尴尬。

其次，规则必须被信任和尊重，落实于现实生活中，这是“规则之治”的逻辑前提。这座大学城交通秩序混乱的根本原因似乎并不在于没有规则，也不是没有制裁，而在于人们普遍对规则的信任和尊重的丧失。人们对规则的信任和尊重，就是郎·富勒所说的法律是人们遵守“规则之治”的“事业”。英文中的“事业”(enterprise)内含着“人们共同去做某事”的意思，它意味着“合作”。规则和程序的意义就在于营造公众之间有序互动，立法者与守法者之间的相对稳定的互惠预期。行笔于此，我忽而想起了“破窗理论”。上世纪八十年代美国政治学家詹姆士·威尔逊和犯罪学家乔治·凯琳异曲同工地揭示了同一现象：“如果有人打坏了一幢建筑物的窗户玻璃，而它又得不到及时的维修，别人就可能受到某些示范性的纵容而去打烂更多的窗户。”大学城设置了红绿灯结果还是导致乱穿马路，甚或机动车司机也抢行，形成了“集体性的违规行为”，这无疑是由“破窗理论”所致。

“规则之治”有赖政府行政部门的严格执法，这是郎·富勒讲的故事极为重要的意涵。他是这么论述法律的价值维度：“人类社会的道德观念通过法律，确切地说，通过程序的设计，获得明确和强制力，那些说不清的是非善恶，通过说得清的程序标准，使得人们获得了可以一致服从的准则。”人们的“一致服从”决不会自然形成，它除了事先昭布外，政府行政部门还得责无旁贷地加以执行、监督，用郎·富勒的话说，就是“政府的角色只是作为一个维护这套规则系统之完整性的卫士”。那座大学城之所以最终“法律控制系统出现了崩溃”，问题症结就在于政府“法不责众”，面对“集体性行为”软弱无为而放任自流。

虽说郎·富勒讲的是一座新建的大学城交通规则遵守的状况，但其言下之意当不止于此，它对当下法治建设有着一定的启迪。

(沈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