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泳先生的书我读过不下十本，感觉他特别珍惜读者的时间，不轻易写长文章，往往点到即止，回味无穷。

以千字文《陈寅恪引书》为例。针对有人指责陈寅恪先生引书不周，谢泳指出，这可能有个习惯问题，明以后的类书(中国古代一种资料性的参考书)，印象中陈先生就不引。

谢泳告诉我们，不光是陈先生，中国老辈读书人对类书的评价一般不高，认为这些书都是东抄西抄凑成的，往前的类书尚有价值，如唐代《艺文类聚》《初学记》等，宋代《太平御览》《玉海》等，因为收古书多，这些古书又没有保存下来，后世只能依赖类书中的史料，明以后的类书则基本不看了。

陈寅恪先生可能也受这个习惯影响，他著作中一般不用明以后类书中的材料，比如郎瑛《七修类稿》是很有名的类书，但谢泳印象中陈寅恪没有引过。比如陈寅恪讲元白诗，经常提到唐代女子很多用叠字为名，如“九九”“莺莺”之类。而《七修类稿》中《唐双名美人》条举例更富：“元稹妾名莺莺，张妾名燕燕，柳将军爱妓名真真，张建封舞妓名盼，又善歌之妓曰好好、端端、灼灼、惜惜，钱塘杨氏曰爱爱，武氏曰赛赛，范氏曰燕燕，天宝中贵人妾曰盈盈，大历中才人张红红、薛琼琼，杨虞卿妾英英，不知唐时何以要取双名耶?”

陈寅恪先生肯定看过这条材料，但他不引，非“不周”。

有趣的是，谢泳在此文“最后附说一句，钱锺书常引《七修类稿》，《容安馆札记》中时有所见”。据王水照《钱锺书的学术人生》介绍，钱锺书先生对陈寅恪先生的学术观点多有质疑与批评。谢泳这么“附说一句”，真有“四两拨千斤”的巧力。

这篇短文收在谢泳新出的《学林掌录》(浙江古籍出版社2020年12月版)一书中。全书收文五十六篇，长的两三千字，短的只有三五百字，却都有真材实料，有作者自己的认识与判断，可谓开卷有益。

书里收了一组介绍我们比较陌生的油印小册子的短文。据谢泳说，大约十多年前，他从郑逸梅先生一篇文章中，知道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有些老辈文人油印过自己的诗文集。于是开始搜集，除极少稀见本外，多数见到了。书中介绍的李释戡《苏堂诗拾》、沈瘦东《瓶粟斋诗话》、许效庳《安事室遗诗》、孙伯绳《<释名疏证补>补》、蒋国榜《宣南纪游百一》等，都是刻印精善的好本子。

谢泳比较后得出结论：“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油印水平最高的是青浦戴果园(戴克宽)督印的一系列诗集，以戴自己的《果园诗抄》为代表。”上述《苏堂诗拾》《安事室遗诗》等，都是戴果园主持刻印的，从设计、刷印到最后装订、题识，都一如古人，“因为这些旧文人的风雅是新时代无法改造的”，“是骨子里的风雅”。这为我们认识这些旧文人打开了另外一扇窗子。

书中最让我感动的一组文字，是谢泳近年为新老朋友写的十五篇短序。其实不少索序者称不上朋友，因为有的只有一面之缘，有的甚至从未谋面，比如《理想的下场》序言开头交代说：“我和刘晨至今没有谋面，他是研究社会学的，我是研究现代知识分子和现代文学史的，他如何想到让我一个完全的外行来为他的新书写序，我一时还没有想明白。”

另外一本题为《先生归来——南京民国老大学那些人和事》的作者张守涛也没见过：“守涛是我不曾谋面的青年朋友，身在南京……”与《学府与政府》的作者刘超“只是匆匆忙忙见过一次，一晃八年过去了”。《晚年钱锺书》的作者钱之俊前几年曾公开撰文批评过谢泳，现在有书出版，向谢泳索序，谢泳不仅不记仇，还“感觉很温暖”，何等境界!

书里也收录了谢泳为拙著《文园读书记》写的序。他给了我许多鼓励，同时提醒读者：“我的感受是传记可写，掌故笔记可作，地方文献当整理，其他小说诗歌的写作，则要非常谨慎，不然虚掷一世才华，殊为可惜。”这一判断如黄钟大吕，惊醒梦中人。

我的老师朱向前曾为学生写过几十万字的序，他在为我的随笔集《在书香中呼吸》写的序中感叹，写序是一件很不划算的事情。谢泳“用了一个多月时间读完春兄这本专著”，最后只写了一篇四五百字的序，投入与产出严重不成比例。如此这般，谢泳为何还乐此不疲地为年轻人写序作“嫁衣”?用他为宫立《中国现代作家佚文佚简考释》所作序中的话说：“我牢记胡适的话，中年人做学问是本分，青年人做学问要鼓励。”

(何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