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与中国现代法学的兴起》

喻中 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本书作者通过研究梁启超关于权利义务论、法治主义、国体、国家结构、司法独立等方面的法学著述与实践，展示了梁启超思想中广阔而幽深的法学世界，描述了中国现代法学兴起的复杂而立体的过程，回顾了在那个中华文明不断寻找方向、校正方向的时代，中国知识分子对于“中国向何处去”这个紧迫的、根本性的问题不断求索的历程。

前些日子，我在中国人民大学校门口的明德书店闲逛，走到法律书柜前，一抬头，发现喻中教授的著作《梁启超与现代法学的兴起》。刚看到这本书的时候，我脑海里一下子跳出两个问题：为什么要写梁启超?喻中教授笔下的梁启超有什么不一样?

说到中国近代法学家，人们首先想到的便是沈家本、严复。再往后列举，人们会想到伍廷芳、吴经熊等人。对于梁启超，很少有人认识他作为法学家的一面。

喻中教授在《自序》中说：每当我确立了一篇论文的“义理”之后，在寻求“考据”之际，我会想到梁启超;在我的一些论文中，引证最多的作者是梁启超;梁启超的著作，对我来说具有某种精神上的牵引力。他这本《梁启超与现代法学的兴起》，是由相互关联的九篇文字组成，字里的情境，一个接一个的相遇、对峙、告别。梁启超先生是政治家、思想家，他在不同时期的思想，仿佛就是正在离弦的箭，令人期待，让人紧张，也有许多不解、迷惑。喻中教授的论证，有如弓、弦、箭的配合，力量、精细、速度、茫远，读之被深深吸引，放下又很难认定已然清晰掌握。

作为知识分子，梁启超在中国思想界的魅力，几乎无人堪与其比肩。“梁启超的论著，惊心动魄，一字千金，人人笔下所无，却为人人意中所有”。梁启超以极大的胸襟气度，在近代中国的各方之间奔走斡旋。可是，历史的震荡，远远超过了梁启超胸襟的幅度。

梁启超22岁在北京协助康有为发动轰动一时的“公车上书”正式开始其政治生涯起，56岁年富力强时病逝，活跃在近代中国政治舞台达三十年之久。他广泛参与近代的思想文化及法制建设，一生著述丰富，著作达1400余万字。仅1936年上海中华书局出版的十二卷本《饮冰室合集》中收录的文稿就有900余万字之多。他写下了大量的法学论著，主要涉及法理学、宪法学、行政法学、法律史学、国际法学。另一方面，他担任中华民国的司法总长，草拟宪法，既是司法者，也是立法者。他的法学论著与法律实践，足以构成一个广阔而幽深的法学世界。

在梁启超看来，国家的强弱与法治建设有着密切的关系，西方国家之所以富强，就在于其重视法治;中国之所以贫弱，就在于其忽视法治。他指出，中国自汉代以后，统治者就不再重视法治，于是“法律日简，不足资约束，事理日变，而法律一成不易，守之无可守，因相率视法律如无物，于是所谓条教部勒者荡然矣”。梁启超主张要运用法律来治理国家。传统中国，自秦汉迄至清代，许多学者和士大夫都痛恨和咒骂法家之学，甚至视其为必欲摒弃的异端邪说。这一传统，在晚清仍得以延续。梁启超的界分旨在矫正这一偏见，进而告诉我们，法家之学绝非一无是处，法家思想中的法治主义就是一个值得挖掘的能够产生正面效应的思想;在法家思想中，只有与法治主义相对立的术治主义、势治主义，才是应当摒弃的异端邪说。

梁启超写下了大量介绍和宣传西方资产阶级法治的文章，是近代最早全面探讨法的概念与本质、法律与法理、法治主义与法治精神、立法、立法权与国情、自治与法治等一系列法理学基础问题的人。他在思考“法治”这一崭新话语时，强调以国人所熟知的一套术语来言说和解释，为法治理念在中国的生根鸣锣开道。他对“遗传共业”的重视，尝试着将西方的法治理论和中国固有法文化进行“化合”，对中国的法治进路有着重要的探索意义。然而由于种种原因，有人也产生了一种误读。与法家“法治”说的理论相呼应，各种改头换面的“法治”理论和实践在近现代中国流行。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之际，应对 “新秩序主义”“新工具主义”等各种“新法家”思想进行彻底反思，认识其不可消解的疏漏和缺陷。

梁启超在中国近代法律转型过程中所急需的法律输入、传统法律资源的开发、法学理论建构等方面均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法治，翻过几座大山，穿越时空，已成为当代中国人最大的共识。今天，我读《梁启超与现代法学的兴起》，由衷地感叹，什么是真正的魅力?花开之后，您永远不知道谁闻到了香气。但是当一个人把自己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就拥有神奇和伟大的力量，滋生出源源不断的力量，感染着每一代的人们。

读《梁启超与现代法学的兴起》，仿佛和我们的文明，几千年的时光和960万平方公里的山山水水都连接在一起。简洁有简洁之妙，繁复有繁复之美。我在阅读中所感受到的，远远大于、多于、深于我写在这纸面上的。当我拥有并沉浸在一本好书的时候，心里才能感到特别的踏实。有时候也会产生一种感觉：当我沉默看的时候，觉得充实;我将开口，总感到无奈。奈何笔力太浅，无法道明其中的思想。

（黄丽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