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对林则徐的记忆和认知，大多定格于虎门销烟、广东禁烟。这固然是他彪炳史册的光辉篇章。然而，倘论林则徐为官生涯，贬谪后的经历，无疑更是其人生华丽的一页。

道光二十年(1840年)六月，英国人对中国发动鸦片战争，认为虎门销烟是中国人对他们的挑衅，朝内妥协派如穆彰阿、琦善也诬陷林则徐“因同英国交涉不当，招致事态严重”，而当时的清廷又没有还击之力，便去谈判议和，于是禁烟的倡导与执行者林则徐便成为了“替罪羊”。尽管林则徐两次上奏辩解，但是胆小懦弱的道光帝在英国的逼迫下，还是流放了林则徐。

纵观林则徐一生，落差甚大：从威震四海的禁烟功臣到发配边疆的“罪臣”，堪为千古奇冤!从1840年9月至1842年3月，林则徐先后经历革去两广总督职位查办、以“四品卿衔”赴浙江军营效力、广州战败革去“四品卿衔”遣戍伊犁“效力赎罪”、改遣开封协助王鼎治水，最终还是于1842年8月从西安启程，一路向西，经秦、陇踏上流放伊犁的漫漫戍途。身边没有前呼后拥的卫兵，唯有两个儿子和七辆马车同行，飞沙走石，闯关过隘，年近花甲的林则徐足足走了四个月才抵达伊犁。

“沙砾当途太不平，劳薪顽铁日交争。车箱簸似箕中粟，愁听隆隆乱石声。”

“天山万笏耸琼瑶，导我西行伴寂寥。我与山灵相对笑，满头晴雪共难消。”

林则徐在西戍途中所咏的这两首诗，既写出了一路艰辛，又坦陈了满腔乐观。这一时期，林则徐创作了大量诗篇，几无贬谪诗中常见的颓废低沉的情感、怨天尤人的浩叹以及囿于个人进退的伤感，流露的则是行坐如常的清朗心情和面对现实的豁达胸怀。

在流放伊犁最苦难最落魄的三年多时间里，林则徐位卑不忘忧国，拖着年迈孱弱的身躯，为新疆建设呕心沥血。道光帝命林则徐勘测荒地，他亲历库车、阿克苏、叶尔羌等南疆八个城，风餐露宿，车马劳顿，“西域遍行三万里”，终于完成了任务，但最后上呈勘测报告时，却不能署上自己的名字，因为他是“罪臣”。他绘制了新疆的边疆地图，明确向伊犁将军布彦泰提出“屯田耕战”，加强边防安全，堪称我国近代“防塞论”的先驱。每到一地组织民众兴建水利，沿江修筑运河，由他亲自设计修建的“林公渠”至今还在灌溉着农田;他积极推广的“林公井”(坎儿井)，如今依然造福百姓。林则徐后来还把自己在新疆整理的材料托付给一代名臣左宗棠。跌入人生低谷的林则徐并没有因为贬谪而碌碌无为，虚度余生，相反戍边给了他继续演绎精彩人生的舞台，彰显出他灵魂中最为深刻、最为本质、最为华美的意涵。诚如自云：“观操守在利害时，观精力在饥饿时，观度量在喜怒时，观存养在纷华时，观镇定在震惊时。”

如果说，林则徐虎门销烟是时势造英雄，那么，流放新疆则是危难见本色。大功获罪，高位跌落，按常人常理揣度，林则徐似乎更有理由怨恨、消沉，更易产生放弃、绝望，但是，他直面厄运，选择了忍辱负重、舍身为国。一个人尤其如林则徐那样屡建功勋、屡获殊荣的高官，处于顺势而砥砺前行容易，但陷于逆境而坚守慎独委实难矣!在逆境中顽强生存，依然脚踏实地、仰望星空，有所作为，更多地有赖于其基于理想目标的主观选择，取决于其个人意志和品质。林则徐正是历经了百般磨难和巨大挫折，才活脱脱标示出他意志的强度、理念的深度和生命的高度，才凸显出他人格和灵魂中固有的那份伟大、那份高尚和那份可贵。有史学家评论：“如果把林则徐的人生比作是一出戏的话，那么，戏的高潮恰恰是他被流放伊犁的那段经历。而以往的辉煌与显赫，似乎都是为此所作的铺垫和积累。就像瀑布，其精彩动人之处，并非上游河水的浩荡，也非中间断崖的陡峭，而是水到断崖处，那奋不顾身的纵身飞泻。”斯言诚然!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林则徐在西安启程伊犁前告别妻儿的诗句，是他爱国情感的抒发，也是他性情人格的写照。林则徐正是有如此的胸襟和担当，才会在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朝廷重新起用，相继调任陕甘总督、陕西巡抚、云贵总督后再立新功，五年后暴卒，留下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先贤遗风。
（沈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