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土地上的“法治盾” ——建宁县检察院以公益诉讼守护建宁红色文脉瑰宝

建宁是中央苏区反“围剿”斗争的重要战场，留存有闽赣基干游击队司令部、红军医院、红军银行等大量革命遗址，是见证苏区峥嵘岁月、传承红色基因的珍贵实物载体。

红色遗址不会说话，却最怕“没人管、管不全、改不实”。近年来，建宁县检察院立足建宁中央苏区红色热土独特底蕴，依托“专项排查、精准监督、联动共治”工作体系，把公益诉讼监督嵌进红色文物保护全流程，推动每一处旧址从“年久失修”走向“修缮活化”，让苏区革命文脉在法治守护下接续传承。

下沉一线摸排 把文物底数装进台账

红色文物点多、线长、面广，不少旧址散落在村落山坳间，日常管护容易形成盲区。为破解上述难题，建宁县检察院把“底数清、情况明、问题准”作为监督起点，主动对接县文旅局、退役军人事务局、老区办等职能部门，全面调取全县文物保护单位名册、红色遗址名册、等级档案、区位台账等基础资料，系统摸清县域各级文物保护单位的数量、级别、地理位置、管护责任、现存状态等核心信息，精准梳理文物保护监管权责清单。

在此基础上，该院向内组建公益诉讼办案专班，下沉全县9个乡镇，对100余个各级文物保护单位开展拉网式、全覆盖实地走访勘查。重点排查老旧文物本体破损、消防安全隐患、周边环境乱象等突出问题，细致核查文物年久失修、瓦片脱落、承重木柱腐朽、私拉乱接电线、消防器材过期未检、周边环境脏乱差等各类风险隐患，逐一登记造册、分类建立问题台账，明确问题点位、隐患类型、整改方向，为后续精准开展检察监督、靶向推动整改落实筑牢坚实的数据基础和事实依据。

2026年6月，该院检察干警在对客坊乡水尾村的水尾革命旧址群调查时发现，该旧址群内红军被服厂旧址、红军医院旧址、苏区兵工厂旧址等均出现不同程度的破损、木材腐朽、展陈损坏等问题，墙面均存在不同程度的重铸，建筑结构安全存在隐患。同时，下路头红军被服厂旧址内私拉乱接电线、红军医院旧址旁堆放大量柴火等，部分灭火器已失效，存在火灾安全隐患。

“很多旧址不是没单位管，而是职责交叉、边界不清，平时没人盯。”建宁县检察院分管公益诉讼检察部门的副检察长宁绍荣介绍，摸排的价值，就是把“大概有人管”变成“明确谁管、管什么、怎么改”。截至目前，共走访全县9个乡镇168个各级文物保护单位，发现问题58处。

靶向制发建议 把文物隐患关进闭环

“针对排查出的管护缺位、设施破损、消防不达标、周边环境乱等问题，我们逐一研判监管责任主体，依法向相关职能部门及属地乡镇制发检察建议，明确整改事项、标准与时限，推动形成‘发现问题—制发建议—督促整改—回头核验’的闭环。”宁绍荣解释说。

2021年至今，建宁县检察院依法向相关职能部门及属地乡镇制发检察建议12件，明确整改要求、整改时限和工作标准，督促职能部门切实扛起文物保护主体责任，逐条逐项落实整改举措。

制发检察建议之后则是关键一步——将监督落到实处，对“纸面整改”当场戳破、继续跟办，确保旧址不是“刷层漆”了事。

2026年9月，该院开展检察建议“回头看”，对相关单位文物保护工作落实情况开展回访，发现客坊乡水尾村的水尾革命旧址群、均口特区革命委员会旧址等文物保护单位破损文物已修缮、消防安全隐患及环境脏乱等问题已得到有效解决。

据介绍，在该院的检察监督推动下，累计争取投入修缮资金60万元，完成4处年久失修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专项修缮工程，彻底解决文物本体破损、结构老化等历史遗留问题；全面排查整治文物领域消防安全隐患50余处，更新校验消防器材、规范线路布设、完善消防设施；系统整治文物保护单位周边环境乱象17个，清理卫生死角、规整周边秩序，显著改善县域文物遗存保存环境，实现文物安全隐患清零、保护质效提升。

深化府检联动 把文物保护推向共治

红色文物保护从来不是一家“单打独斗”的事。为打通行政监管与司法监督之间的壁垒，2022年，建宁县检察院与县文化和旅游局、县中央苏区反“围剿”纪念馆深度对接、充分研讨，结合建宁红色文物保护工作实际，聚焦普通文物和红色遗址两大保护领域，联合出台专项协作文件，先后制定《关于在文物保护领域建立公益诉讼与文物保护协作配合机制的意见》《关于在红色文化遗址保护领域加强公益诉讼与文物保护合作工作协议》两项工作机制。

机制搭台，联动唱戏。如今，双方不再是“出现问题才碰头”，而是正式建立起常态化联络、常态化信息共享两大核心制度，明确双方工作职责、协作流程和联动举措。常态化互通文物行政执法、涉文物刑事犯罪、文物领域公益诉讼案件办理等关键信息，实现线索双向移送、资源互通共享。其中，文旅部门在行政执法中发现监管难点，可同步推送检察环节；检察机关在办案中遇到史实认定、修缮标准问题，由文物部门提供专业支撑。

这种“政府+文物行政+检察”的协同格局，把过去“各自巡、各自改”拧成一股绳。依托联席会议、磋商会谈、专业咨询研判等多元模式，常态化开展联动履职、联合整治，有效打通检察监督与行政监管的衔接壁垒，推动文物保护从“个案整改”向“常态治理”转变，构建检察监督、行政履职、协同共治的文物保护工作新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