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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句“画地为牢”引发的法律思考 ——律师解析网络“热梗”传播中的侵权风险与劳动权利保护 一句“我画地为牢啊,厉娜”,从综艺片段发酵为全网刷屏的“厉娜体”,又在品牌官方账号、商场大屏与无数普通用户的社交状态中衍生出无数变体。与此同时,另一条新闻进入公众视野:一名网友在微信状态中写下“我画地为牢啊,周一”,被公司以“工作态度不积极”为由辞退。当“玩梗”从私人趣味转变成商业传播、从情绪表达触碰到管理权力时,法律的那条线究竟划在哪里?对此,围绕“厉娜体”引发的系列争议,记者梳理了公众关心的几个法律问题,邀请福建重宇合众(泉州)律师事务所主任、党支部书记蒋正星律师作出解答。 热点一 近日,芒果TV友情修复类综艺《后会友期》热播。该节目将断联多年的旧友重新置于同一场景中进行对话。许飞与厉娜为其中一组嘉宾,二人曾同为2006年《超级女声》长沙赛区选手,赛后有过同住经历,此后长期未再有公开互动。 节目播出的内容显示,厉娜在对话中陈述:2007年前后,她曾将解约及接私活的计划告知许飞,其后相关信息传至公司高层,她收到律师函,此后多年演出机会显著减少。许飞在节目初期对该说法予以否认,在被进一步追问后表示时间久远、记不清楚,并称“也有可能话赶话说过”。节目未出示录音、聊天记录或第三方证人等佐证材料,双方各执一词,相关事实在公开信息中并无定论。 “画地为牢”一语出自许飞在节目中的一段表述,其完整语境为“我是被宣判的人,我能去哪儿啊,我画地为牢,厉娜”。节目同时呈现了厉娜在对话现场未作直接回应、回到房间后使用手机查询该成语含义的画面。节目播出后,网友开始在各式句子末尾添加“厉娜”进行模仿,“厉娜体”由此形成,相关话题多次进入社交平台热搜。 问题①:网友在“厉娜体”文案中写“是我告的密”,如果“告密”并非事实,是否仅因“玩梗”就不构成名誉权侵权? 律师解答 蒋正星律师:把“告密”“有错”当作既定事实写进文案并大范围传播,可能涉及名誉权问题。但需要进一步追问的是:名誉权侵权中,“事实陈述”与“意见表达”的区分如何影响责任成立,而“玩梗”这一主观动机又是否构成名誉权侵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零二十四条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侮辱、诽谤等方式侵害他人的名誉权。司法实践中,诽谤的核心在于“事实陈述”的虚假性——行为人向不特定的多数人传播了与客观事实不符的、足以贬损他人社会评价的具体事实;而“意见表达”则指向主观评价,即使言辞尖锐,通常也不构成诽谤,除非同时满足侮辱的认定标准。 “是我告的密”这一表述,在语法结构和语义功能上属于典型的事实陈述,而非单纯的感叹或调侃。它向受众传递了一个具体信息:说话者曾经实施了“告密”行为。如果这一信息与客观事实不符,传播行为本身就具备了诽谤的事实基础。至于发言者主观上是否“只是在玩梗”,影响的是过错程度的判断,而非事实陈述性质的认定。“玩梗”不能将一句虚假的事实陈述转化为受保护的意见表达。 值得单独讨论的是公众人物的容忍义务。厉娜、许飞作为演艺人士,对公众围绕其公开言行所作的合理评论、批评乃至一定程度的调侃,确实负有高于普通人的容忍义务。但容忍义务的边界止于“合理评论”。当言论从对公开言行的评价,转向对一个未经证实的具体行为(如该事件中的“告密”行为)的断言性传播时,它就已经脱离了“公共议题讨论”的范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九百九十八条要求认定人格权侵权责任时考虑行为人和受害人的职业、影响范围、过错程度以及行为的目的、方式、后果等因素,公众人物身份可以在责任量定层面发挥作用,但无法将一个虚假事实陈述“豁免”为合法表达。 对于普通网友而言,一个实用的区分标准是:你可以说“我觉得许飞在这段关系里处理得不够好”,这是意见;但你不能说“许飞告了密”,除非你掌握了经得起检验的事实依据。把未经证实的事实塞进“玩梗”的外壳,外壳不会改变内核的法律属性,还是有存在被认定为侵权的可能。 热点二 热梗形成后,多个品牌在官方社交媒体账号发布了与“厉娜体”相关的内容。公开可见的文案包括:名创优品“传话的是我,厉娜,我同意你们和好”;茶百道“是我,我太想拿到大芒果了,厉娜”;伊利视频中品牌IP称“原谅许飞吧,伊利呐(伊不发音),是我们告的密,我们知道错了”。丸美、雅迪、劲仔、淘宝等品牌亦发布了“厉娜原谅许飞吧”等相关表述,内容大多以品牌自身IP为主角,并使用AI生成画面。部分商场大屏投放了“是我告的密!原谅许飞吧,厉娜”等文案。 据公开报道,上述品牌内容均未见取得厉娜、许飞或综艺片方授权的前置程序。从传播效果看,淘宝闪购数据显示,10月30日以来绝味鸭舌订单周环比涨200%,奈雪“厉娜同款”产品销量环比涨超220%。品牌发布内容的时点集中于热梗走红后的数日内,文案结构与句式落点呈现较高的同质性。 问题②:品牌用AI生成“厉娜”“许飞”的形象或声音制作宣传内容,即使没有直接使用综艺画面和原声,是否仍然可能侵权? 律师解答 蒋正星律师:用AI合成出能够让公众识别出本人的形象和声音,原则上需要授权。但这一判断的法律依据及其边界,值得进一步展开,尤其是声音权益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并非一项被明文列举的具体人格权,其保护规则需要通过“参照适用”肖像权规定来实现,这一技术性路径对AI场景下的侵权认定具有关键意义。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零一十九条规定,禁止利用信息技术手段伪造他人肖像;第一千零二十三条第二款规定,对自然人声音的保护,参照适用肖像权保护的有关规定,以及最高人民法院法答网精选答问进一步明确,声音的权能内容、侵权认定、合理使用及许可规则均可系统性参照肖像权规范;未经许可使用经人工智能技术处理的声音,构成对自然人声音权益的侵权。北京互联网法院相关判决亦确认,AI合成后的声音,只要一般公众或一定范围公众能够根据音色、语调和发音风格识别出特定自然人,即落入声音权益的保护范围。 这意味着,品牌方即使完全绕开综艺画面和原声,仅用AI生成一段“听起来像厉娜”的音频或“看起来像许飞”的形象,只要具备可识别性,就已经落入了人格权保护的范围。“技术处理”不是隔离带,“可识别性”才是关键的连接点。 在此基础上,两个叠加的法律风险需要品牌方特别警惕。 其一是不正当竞争与虚假广告风险。《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七条将“引人误认与他人存在特定联系”列为混淆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要求广告不得含有虚假或引人误解的内容。品牌在官方账号发布带有艺人姓名或可识别形象的内容,即使没有明示“代言”,整体呈现仍可能使公众产生“该艺人与品牌存在合作”的联想。这种联想本身,就是法律所要防止的混淆。 其二是AI生成内容的标识义务。已经生效的《人工智能生成合成内容标识办法》要求AI生成内容添加显式与隐式标识,传播平台负有核验和提示义务。品牌方以“跟风”为由发布AI生成的艺人关联内容,如果未履行标识义务,可能在人格权侵权之外另行触发行政监管层面的责任。 问题③:若诸如“厉娜体”这样的网络热梗被商家大量抢注为商标,商标主管部门和司法机关对此持何种态度?商家“先注先得”的策略是否可行? 律师解答 蒋正星律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规定,不以使用为目的的恶意商标注册申请,应当予以驳回。也就是说商标注册申请应以使用为目的,“囤商标”“傍名牌”“搭便车”“蹭热点”的申请,属于恶意注册的典型情形。根据相关规定,恶意注册还包括“大量申请注册公共事件词汇、公共文化资源名称等,不正当占用公共资源”,以及“未经授权抢注他人姓名、肖像等在先权利”。网络热梗在短时间内具有极高的公共关注度,其词汇本身往往缺乏作为商标的固有显著性,申请人若不能证明真实的使用意图,注册申请在审查阶段即可能被驳回;即使侥幸获准注册,也可能在无效宣告程序中被宣告无效,视为自始不存在。 更直接的风险在于,“厉娜体”的核心识别符号是“厉娜”这一自然人姓名。《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明确规定未经授权抢注他人姓名属于恶意注册情形。将他人姓名嵌入商标并试图在商业活动中使用,不仅面临商标行政程序中的障碍,还可能同时构成对姓名权的民事侵害。 对于商家而言,“先注先得”在网络热梗领域是一个法律上不成立的策略:热梗的短期流量价值与商标注册的长期权利稳定性之间存在结构性矛盾,以蹭热点为目的的注册,恰恰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重点清理的对象。 热点三 一名网友在某社交平台发帖称,其于周一上午将微信状态设置为“我画地为牢啊,周一”,配图为上班场景,当日下午被领导约谈,公司以“工作态度不积极”为由将其辞退。该网友在帖子中提及,公司正在进行人员缩减。微信状态的可见范围限于互为好友的用户。 据媒体报道,该网友已确认离职并获得相应经济赔偿。其在后续回应中表示,“被辞本就在预料之中,玩梗内容只是契机”,并提及“上午办完离职,工位上已经有新人了”。 问题④:员工因一条微信状态被辞退,如果劳动者选择维权,在劳动仲裁或诉讼中举证责任如何分配?“恢复劳动关系”在实务中是否具有可行性? 律师解答 蒋正星律师:仅凭员工吐槽就解除劳动关系是没有法律依据的,劳动者可以要求恢复劳动关系或赔偿金。但一个对劳动者更具操作意义的问题是:一旦进入争议程序,谁来证明“解除合法”?而“恢复劳动关系”这一法定选项,为什么在实务中极少被真正使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对用人单位单方解除权采取法定列举的办法。以“工作态度不积极”为由解除,用人单位通常需要援引“严重违反规章制度”这一事由,而这要求用人单位证明:第一,存在明确、合法有效的规章制度,且该制度已将员工的相关行为界定为严重违纪;第二,员工的行为在事实上构成了对该制度的违反;第三,解除程序符合法律和制度规定。 在举证责任上,用人单位对解除劳动合同的合法性承担举证责任。这意味着,不是劳动者需要证明“我玩梗没有错”,而是用人单位需要证明“玩梗达到了严重违纪的程度”。就“我画地为牢啊,周一”这一表述而言,其指向的是员工个人对工作节奏的情绪反应,不包含对用人单位的侮辱、诽谤,不泄露商业秘密,传播范围限于微信好友,用人单位要将其归入“严重违纪”,在事实和法律上都面临显著困难。 如果用人单位单方解除被认定为违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八条赋予劳动者选择权:要求继续履行劳动合同,或者要求用人单位支付赔偿金,赔偿金标准为经济补偿金的2倍。但从实务角度看,“恢复劳动关系”虽然是一项法定权利,真正选择并最终实现的比例却很低。原因不在于法律不支持,而在于恢复劳动关系意味着劳动者需要回到一个已经发生过解除争议的工作环境,信任基础已然破裂;许多劳动者在权衡后选择接受赔偿金,是一种现实理性而非法律权利的放弃。这也解释了新闻中的当事人在获得赔偿后迅速离职、态度转向“离开了反而是开心的”这一结果的法律逻辑。 对用人单位而言,这一事件的法律教训不在于“能不能以微信状态为由解除”,而在于解除理由的选取必须经受住法定情形的检验。“工作态度不积极”是一个管理评价,不是一项法定解除事由;将管理判断直接等同于法律依据,是用人单位在劳动争议中最常见的败诉原因之一。 热点四 “厉娜体”的传播主要依托短视频与图文平台完成,品牌官方账号的商业内容同样通过平台账号分发。从平台方可见的事实来看,目前没有公开信息显示任何平台针对“厉娜体”发布了统一的处置规则或启动专项治理,相关内容仍在正常传播。公开讨论中亦提及,平台对这类模仿内容的审核尺度并不一致。 有微博用户发帖称“厉娜团队正在某社交平台疯狂捂嘴,举报了很多有关经纪人的帖子和评论”,另一社交平台亦有用户反映相关讨论“很快就会被举报删帖”。这些说法均源自网友个人发帖,未经平台或当事方证实,且举报对象集中于经纪人相关讨论及节目立场争议,与品牌以“认领告密”为框架的商业蹭梗内容并不重合。名创优品、伊利、淘宝、雅迪、劲仔、丸美、茶百道等品牌在官方账号发布的“厉娜原谅许飞吧”等内容,在公开报道可见的时间节点内仍处于可获取状态。 问题⑤:平台在“厉娜体”传播中如果出现侵权内容,适用“通知—删除”规则是否足以免责?平台对热梗类内容的注意义务是否有更高要求? 律师解答 蒋正星律师:当“厉娜体”相关内容在平台上大规模传播,其中夹杂着可能侵害名誉权、姓名权、肖像权或声音权益的内容时,平台的责任并非仅取决于是否收到了权利人的删除通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九十五条确立的“通知—删除”规则,是平台责任的最低门槛,而非安全港的全部。 根据该条规定,权利人在发出删除通知后,平台未能及时采取必要措施的,对损害的扩大部分与行为人承担连带责任。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九十七条进一步规定,平台“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网络用户利用其服务侵害他人民事权益,未采取必要措施的,承担连带责任。对于以内容获取流量和广告收入的平台,司法实践倾向于结合其获利模式来界定注意义务:平台从侵权内容的传播中获得了点击量和用户注意力,就不能仅仅以不知情为由免除自身责任。 “厉娜体”这类热梗内容的特殊之处在于其传播的高度集中性和可识别性。当某一类内容在短时间内大量涌现、形成话题标签、进入平台推荐或热搜机制时,平台对该内容生态的“知道”程度,在事实层面已经不同于零散的用户上传。如果侵权内容(例如明确断言“告密”的文案、未经授权的AI合成艺人形象或声音)在这一过程中被平台的算法或运营行为放大,平台主张“应当知道”的空间会被显著压缩。 对于普通用户和品牌方,这意味着一个实际的提醒:不要预设“平台会兜底”。发布内容的直接责任人始终是发布者本人;平台的连带责任规则保护的是权利人的救济渠道,不是侵权者的免责预期。 普法后记 一句“是我告的密”,在朋友间的玩笑里可能只是一个“梗”;在公开传播中指向一个被指名道姓的真实的人,它就是一个需要事实依据支撑的陈述。一段AI生成的“像极了某艺人”的音频,在个人娱乐中可能只是技术趣味;在品牌官方账号里,它就是一次未经许可的人格标识商业利用。一条“画地为牢”的微信状态,在个人的情绪世界里是自嘲;当它被用作解除劳动合同的理由时,法律要求的就不是管理者的主观不悦,而是法定情形的严格满足。 网络热梗的迭代速度远快于法律的修订周期,但法律判断的底层框架并不因“梗”的新颖性而失效:事实与意见的区分、可识别性的判断、商业性使用的界定、法定解除事由的检验、平台注意义务的层级——这些工具足以应对大多数新问题,真正需要警惕的是不要在狂欢中忘记了这些工具的存在。 “玩梗”的自由值得珍惜,但它的边界,始终划在他人权利开始的地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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