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司法理念的变迁》

马毓晨 著

中国法制出版社

中年人的朋友是什么样的?人到中年，工作也好，家庭也罢，各种局面都趋于稳定，这个时候的人就容易懈怠下来，套用流行的话说是“油腻”。油腻是若干种懈怠中的一种，但远远不是全部，只是生活中的冰山一角。

马毓晨博士是我相识多年的好朋友。记得2021年国庆节，她挺着近9个月的身孕约我在北京西直门见面。到 2022年底我们再见面时，她左手抱着一岁多的小儿子，右手牵着大儿子，叙旧的话还没说上几句，就在疫情四伏的夜幕中匆匆话别。她活得兴致勃勃，永不懈怠地去探索生活的新边界。她的乐观主义感染着我，我珍惜生命中每一次与她心灵接触的缘分。

毓晨博士是一位妥妥的“学霸”，分别在三所不同的大学攻读了法学学士学位、科学技术哲学硕士学位和法学理论博士学位。她师出名门，导师姚建宗教授、副导师张保生教授是中国法学界学术泰斗，造就了她学术研究的知识结构、研究视野、师法家法、综合创新等诸多独到之处。我最羡慕的是她能有长达数年时间反复研读法律文化方向的书籍，工作后又根据实际进行验证和总结提炼，终于写出这本极其厚重的专著《中国司法理念的变迁》。著名法学家俞荣根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二级教授马小红分别作序，由此可见这部专著在中国法学理论研究中的重要地位。

我最先的读法不怎么规范，是先翻目录，想从里面找一些故事和预测，大体感受“中国司法理念的变迁路径”。再随手翻了几页，发现看似平常的一段论述、一句话语甚或一个概念，如同清冽深流，又像平静书桌之上雷鸣电闪，使我振聋发聩，茅塞顿开。今天，就让我们把这部专著认认真真地读上三遍，由此感受中国法律文化的不同层次、深厚底蕴。

第一遍，感受此书的内容与独特的问题意识。作者选择一个比较小的切口：中国司法理念的变迁，采取双向路径研究法，讲述了从晚清起，中国官方的司法理念的变迁历程，认为中国传统的司法理念并没有消亡在中国近现代化的历程中，它存在于民众的“潜意识”里，以“民意”的形式表达着自己的诉求，因此分析了中国传统的司法理念从近代到当代的发展脉络。主要内容有：中国传统文化下的和谐司法理念、晚清时期的司法理念、中华民国时期司法理念的变迁、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司法理念、新中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前的司法理念、改革开放以来司法理念逐步走向成熟等，科学把握从传统司法理念向当代司法理念转变的基本规律，进而为探寻司法理念发展的中国道路和中国模式寻到坚定的历史依据。

作者深受中国传统哲学的影响，她的书一定意义上也是一部法哲学专著，体现了超强提出好问题的能力和解题能力。此书好问题比比皆是，比如，中国自近代以来主动选择了继受西方法学理念及制度，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选择?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是什么，如何影响了中华法系的形成?什么是民意?人民的心灵对法治的企盼究竟何在?“正义”“道德”“权利”这些法学概念的价值取向是什么?社会群体对法治的要求究竟何在?司法中的“天人合一”思想是什么?由“敬畏之心”“敬天信仰”而积淀于民众心灵中的“道德律”是什么?司法“危机”深层的文化缘由是什么?什么是和谐司法理念?司法理念的道德基础重建要如何推进?等等，这些问题都在书中得到了解答。

第二遍，感受此书独特的方法论。作者谈到：很多法学论著都是以西方的宪制理论以及逻辑思维的标准来衡量中国当下的司法实践，本书不赞成这样的研究方式。西方近代以来的法治理论，从休谟到康德、黑格尔，从哈特到德沃金，从哈耶克到波斯纳，从哈贝马斯到伽达默尔，从自然法思想到后现代主义，每一次介绍或引入都会在中国掀起一阵创世纪般的轰动。在貌似轰轰烈烈的西法东渐运动中，中国自身的声音被湮没了，中国几千年的法律传统也被无情地冲刷掉了，中国古典文献所遗留下来的法律传统，以及古典文献所隐含的法治精神，也如敝屣一般弃之不理。作者既抱着文化复兴的乐观心情，又怀着深深的文化忧患，找寻中国传统文化潜藏的条条脉络，认为：与西方宪制理念相对应的是中国的王道思想，与西方逻辑思维相对应的是中国的象思维。“正义”“道德”“权利”这些概念虽然是法学中非常重要的概念，但这些概念的价值取向并不是在法律之内，而是蕴藏在各个民族的文化中，并通过各个民族的哲学思想进行深入的阐释。中华民族在几千年的文化发展中，对这些概念也发展一套具有中华民族特色的认知模式……她对文化的洞察力来自于对熟悉事物陌生化的能力，把句号变成问号的能力，把此时此刻和无数他时他刻联系起来的能力。你阅读过的、听过的、走过的、观察过的越多，你越能拒绝让心灵坚硬和麻木。我想，读书这种行为本身不重要，重要的是它对于心灵是否能形成这样的保护。

第三遍，品读此书独特的情怀。作者提出，中国传统的司法理念是和谐，这种和谐是建立在人类社会秩序对宇宙运行规则效法基础上的。从和谐这一基础理念上我们推衍出其下位理念，包括慎刑的理念、教化的理念、调解的理念、司法裁判符合民意的理念、执法平等的理念、象思维的理念等，这样的司法理念与传统文化融为一体，也是与中华民族祖祖辈辈的生产生活方式相适应的。世世代代在这片土地上生活着的民众是这一文明的载体，或者说这一文明已经化为基因使之代代相传。

本书后记写的是《我的家族——从晚清到当代》，这是本书的“定心丸”。我说的安定，是一个属于自己的答案。文字其实没法直接提供有关生命的答案，但它是距离生命和精神问题最近的人类创造物，是人们在千百年里不断为了照见自我而打磨的一面镜子。这里有丰富的传递和交换关系。这正是我们今天读这部大块头专著可以期待的东西：见识比知识更重要，智慧比聪明更重要，胆略比勇气更重要，坚持比技能更重要，信念比理想更重要,等等。

(黄丽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