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随着网络普及，特别是自媒体的飞速发展，舆论对司法审判的影响力变得越来越大，甚至很多已经判决的案件也得以改判。重罪变为轻罪，有罪变为无罪，都已不再新鲜。

其实舆论影响司法自古就不是新鲜事。在没有“舆论”这个词语的年代，其被称为“民意”。

以厦门为例，清末就发生过一起民意影响司法审判的案例。近读原厦门《江声报》编辑黄伯远民国时期编撰的《红叶草堂笔记》，其中一则即有名的“陈总杀妻案”(陈总即陈千总)。这起案件曾轰动一时，民意为之沸腾，最终迫使官方改变判决。

所谓陈总者，按照黄伯远书中记述，本是台湾人，甲午战争后内渡，住在厦门蚶壳井，属于时人所称的“四大总”之一，为人骄横。儿子陈天送却性格懦弱，娶妻王不池，中等相貌。陈总的老婆总是虐待儿媳，儿媳“呼号惨叫声时闻”，但邻人忌于陈总的蛮横，都不敢劝阻。有种说法是，陈总和儿媳之间有“新台之丑”，所以陈妻才迁怒儿媳，百般虐待。

有天晚上，王不池哭得特别厉害，第二天就听说她已经死了。街坊邻居议论纷纷，有人说是陈总要强奸王不池，王不池不从，陈总的老婆就帮着一起虐杀了王不池。街人越听越气愤，一哄而上，将陈总的住处捣毁了。

事情闹大了，官方就启棺验尸，但当时代理厦防厅的董筱珊和陈总有交情，护着他，因此验尸的结果是没有致命伤。结果一出，大众不满，“时观者空巷，一时砖石纷投，叫骂之声嚣起”，董麻子(董筱珊的绰号)吓得赶忙躲进官署。

不满的群众越聚越多，兴泉永道的官员只好让同安县事陈文重新审案。陈文善于顺应民情，“知众怒难犯”，于是择期进行公审。公审时先提审陈总的老婆，一顿刑讯逼供。围观的群众纷纷鼓掌叫好，称赞陈文为“陈青天”。紧接着提审陈总，先“笞五百”，再“杖五百”，又“敲五十”……直接把陈总打死在杖下。于是民怨遂息。

厦门文史专家洪卜仁先生也曾在2003年3月9日的《厦门晚报》上撰文《清末陈千总杀媳案》(后收入《厦门史地丛谈》一书)，讲述这件事的来龙去脉。因为依据的是清宣统二年(1910年)3月28日《厦门日报》的报道，比黄伯远笔记中的记载更详细，也更接近真相。洪卜仁文中称，此事发生在清末宣统年间，陈总即陈千总，名承昌，家住外清保，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间当上了厦门总商会巡船管带营千总。此人本性凶狠，时常结党横行市井，又与官方勾结。陈妻也有名字，叫李妈缘娘。

被害人王不池家住青墓口，自幼父母双亡，寄住在其表嫂陈尹氏家。1908年，19岁的王不池嫁给了陈承昌的儿子陈天来(而非黄伯远书中的陈天送)。根据洪文，不仅陈妻虐待儿媳，陈承昌也同样如此，甚至还意图调戏和强奸儿媳，王不池誓死不从，因而埋下祸根。

宣统二年三月初八清晨，陈尹氏突然得到小姑王不池已死的消息。到陈家后看到王不池横尸墙角，全身血迹斑斑，颈下勒痕交错，一看即系遭受虐待惨死，因此忙向厦防厅鸣冤，请求验尸查办。陈承昌恶人先告状，让儿子陈天来出面报案，诬称王不池是受娘家侮辱而自杀。

厦防厅官员与陈承昌官官相护，对陈尹氏的控告不予理睬，也不验尸。陈承昌还派人将尸体抢走，藏在别处。由此激起民愤。三月初十早上，愤怒的群众捣毁陈承昌的家，又联名向官厅控诉陈承昌作威作福、欺压无辜的种种恶劣行径。连绅商学各界团体也纷纷联名散发传单，要求严惩陈承昌，开棺公开验尸。

三月十三日，厦防厅迫于压力，同意次日在半山塘破布山开棺验尸。第二天，验尸现场人山人海，足有五六千人在场。验尸的结果是死者身上伤痕累累。厦防厅当场将陈承昌锁枷带走，围观的群众纷纷对陈承昌拳打脚踢，或投以乱石。

五月初二上午八时，厦门道宪委派同安县令陈大令提审陈承昌夫妇，动用大刑后，二人招供，承认调戏、虐待、杀害王不池并伪造自杀假相的事实。五月初五陈大令作出判决，以杀人罪判处陈承昌死刑，当庭重责五百大板后，宣布第二天执行。陈妻被鞭责三百，仍押回监禁。陈承昌当晚在牢房身亡。

对比两文，发现基本事实大致相同，细节却有颇多不同处，甚至连人名都有所不同。虽然黄伯远长期在厦门本地报社当编辑，写文时间离案发时间也更近，但因为洪卜仁直接依据的是案发后本地媒体的新闻报道，因而洪文所记述的远比黄文更可靠。

这起案件在厦门影响颇为深远，黄文和洪文都提到，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厦门通俗教育社还曾上演根据此案改编的话剧《陈千总杀媳》，在当时产生颇大影响。但黄伯远称，话剧“事多虚构，非实录也”，貌似他最了解真相。

确实黄文中提到了洪文中没有涉及的一些情况，如案件了结后，陈文因为平息民怨有功被嘉奖，董麻子却被免官;陈妻被释放后因为贫穷无法生存，将一个女儿卖到妓院为娼。

不论事实真相如何，这个案例都极其典型地说明了舆论(或曰民意)可以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司法审判。舆论作为一种有效的监督手段，自然有其存在的价值。民意更是如此，实际上法律的制定本就是以民意为基础，否则即使发布也难以执行。但尊重民意的前提是，民意应当是自发的，而不是被煽动、甚至裹挟的;应当是在充分认知客观事实基础上产生的，而非基于部分事实、甚至虚假事实基础上产生的。对于那些为达到某种特别利益，故意制造的所谓民意，一定要提高警惕。至于司法审判机关，在审理案件时不可能完全不考虑舆论、民意，但也不能为了顺应所谓的民意而枉法裁判，制造更大的不公。

按照黄伯远的看法，这起貌似是民间因为民愤、民怨自发产生的民意行动，实际上是人为操纵的。他说，陈总是因为和某个巨绅“有隙”，“绅倡之，狱遂起”，甚至还有个名流仿骆宾王的《讨武檄》体，写檄文煽动民愤。因而当地官员怕激起民变，遂示意同安县令，“不求供，但杖毙。”

如果真的如此，何来司法公正?

(西流 作者单位：厦门市公安局法制支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