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而言，新皇帝登基，为了争取臣下的支持，都会首先广施恩泽。清代雍正帝是在动荡中即位，面临着皇族的集体挑战，他上台似先给官僚阶层一笔大大的好处才对。然而，雍正帝却不屑于此，帝位认同的危机，丝毫没有影响雍正帝果断整顿吏治。

雍正帝承统康熙朝创业的太平盛世，也接下了清朝的隐患：吏治腐败，政务松弛，税收短缺，国库空虚。他坚信：“人君图治，首在治人”“务期振数百年之颓风，以端治化之本”。官吏不正，积弊不除，社稷焉能稳定?雍正元年(1723)正月，他大刀阔斧、雷厉风行地连续颁布11道谕旨，训谕各级文武官员。适如章学诚评价：雍正朝“澄清吏治，裁革陋规，整饬官方，惩治贪墨，实为千载一时。彼时居官，大法小廉，殆成风俗，贪冒之徒，莫不望风革面”。(《文史通义》内篇)足见雍正帝整顿吏治卓有成效。魏源认为：“康乾盛世”的出现是“圣祖垦之，世宗耨(除草培植)之，高宗获之”。雍正坚定不移地整饬官风，强化吏治，正是“耨之”的一个重要方面。

雍正登基后，直面虚诈成风的腐败政局，向朝臣宣告：“朕生平最憎‘虚诈’二字”，且“最恶虚名”。将这种陋习视为“国家之大蠢，妨政败俗莫此为甚”。一“憎”一“恶”，鲜明地表达了他对虚伪、欺诈等腐败风气的批判态度和以求真务实精神力挽颓风、兴邦治国的决心。

康熙晚年，朝臣议事常有“彼此推诿，不发一言”，最后只得“从公议论”的情形。雍正帝斥责朝臣附和与迎合却无主见：此乃“各怀私心”。为力纠这一劣习，他建立分班议事制度，使九卿上朝必有所言。雍正帝严斥“皇上以为可，无一人敢言其不可”的迎合做法，“颂圣具文，实听厌矣!”陕西巡抚马尔泰呈上“仰赖洪福”的折子，想借好年景来称颂皇帝的圣德，雍正帝在奏折上怒批：“这类套话实在没味，朕屡谕屏(摒)弃迎合虚文，已是口干舌燥，你竟仍务此道，难道没长耳目吗?”鄙视虚诈、憎恶虚文之情溢于言表!

雍正帝训导百官“以实心行实政”，“一切奏陈，务宜据实无隐”，报喜更要报忧。他两次表彰川陕总督岳钟琪：雍正二年(1724)，岳如实上报西北干旱灾情，雍正谕赞：“凡地方事情，皆如此据实不加丝毫隐饰方合朕意。朕所望内外大臣者，即此一真字耳。” 翌年，岳发现乱摊乱派的名目竟有30多项，一并如实奏报朝廷，毫不护短。雍正帝朱批：“此奏甚属公诚”

而对那些粉饰太平的官员，雍正帝则表示非常反感。当年官场有一个陋习：官员初到任必极言吏治民生如何糟糕，及过一年半载便奏报如何好转，以示政绩。雍正帝“只可信其半”。甘肃巡抚石文焯在旱灾期间偶逢小雨就上奏说：“可望丰收”。雍正帝毫不客气地在该奏折上朱批：“经此一旱，何得可望丰收?似此粉饰之过言，朕实厌观。” 雍正四年(1726)7月，巡视台湾的监察御史索琳上折说：台湾地方官兵严加操练，精益求精，可保海疆万载升平。雍正帝警告：凡事最重要的是务实，不欺不隐才算良吏，“粉饰、迎合、颂赞、套文陋习，万不可法”。

雍正帝清醒地认识到：“若时存沽名市惠之心，必至为同流合污之乡愿，又何能为整纲饬纪之良吏乎?”(《雍正实录》)并以是否“虚诈”作为一项重要的用人标准，坚持“去庸人而用才干”。对诸如田文镜、鄂尔泰、李卫敢于作为、勇于担当的“才干”破格提拔，委以重任;干不了事的“木偶”式官员，乃是“庸人”，就是失职，就要罢免。直隶巡抚鉴于吴桥知县常三乐安分守己却无所政绩，拟降级使用，吏部以“无劣迹”不准。雍正得知后，下谕：常三乐“软弱无为，实属溺职，应当参革”。山东曹县知县王锡到任一年，所接20余件命盗案竟无一审结，雍正以“玩废驰”罪将其革职监禁。

值得一提的是，雍正帝临终前，再次告诫重臣：“屏弃虚文，敦尚实政”。这堪为一份政治遗嘱。

（沈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