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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11-18 14:31:40

一句“画地为牢”引发的法律思考

作者:福建法治报记者 肖赣   来源:福建法治报   责任编辑:

热点三

一名网友在某社交平台发帖称,其于周一上午将微信状态设置为“我画地为牢啊,周一”,配图为上班场景,当日下午被领导约谈,公司以“工作态度不积极”为由将其辞退。该网友在帖子中提及,公司正在进行人员缩减。微信状态的可见范围限于互为好友的用户。

据媒体报道,该网友已确认离职并获得相应经济赔偿。其在后续回应中表示,“被辞本就在预料之中,玩梗内容只是契机”,并提及“上午办完离职,工位上已经有新人了”。

问题④:员工因一条微信状态被辞退,如果劳动者选择维权,在劳动仲裁或诉讼中举证责任如何分配?“恢复劳动关系”在实务中是否具有可行性?

律师解答

蒋正星律师:仅凭员工吐槽就解除劳动关系是没有法律依据的,劳动者可以要求恢复劳动关系或赔偿金。但一个对劳动者更具操作意义的问题是:一旦进入争议程序,谁来证明“解除合法”?而“恢复劳动关系”这一法定选项,为什么在实务中极少被真正使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对用人单位单方解除权采取法定列举的办法。以“工作态度不积极”为由解除,用人单位通常需要援引“严重违反规章制度”这一事由,而这要求用人单位证明:第一,存在明确、合法有效的规章制度,且该制度已将员工的相关行为界定为严重违纪;第二,员工的行为在事实上构成了对该制度的违反;第三,解除程序符合法律和制度规定。

在举证责任上,用人单位对解除劳动合同的合法性承担举证责任。这意味着,不是劳动者需要证明“我玩梗没有错”,而是用人单位需要证明“玩梗达到了严重违纪的程度”。就“我画地为牢啊,周一”这一表述而言,其指向的是员工个人对工作节奏的情绪反应,不包含对用人单位的侮辱、诽谤,不泄露商业秘密,传播范围限于微信好友,用人单位要将其归入“严重违纪”,在事实和法律上都面临显著困难。

如果用人单位单方解除被认定为违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八条赋予劳动者选择权:要求继续履行劳动合同,或者要求用人单位支付赔偿金,赔偿金标准为经济补偿金的2倍。但从实务角度看,“恢复劳动关系”虽然是一项法定权利,真正选择并最终实现的比例却很低。原因不在于法律不支持,而在于恢复劳动关系意味着劳动者需要回到一个已经发生过解除争议的工作环境,信任基础已然破裂;许多劳动者在权衡后选择接受赔偿金,是一种现实理性而非法律权利的放弃。这也解释了新闻中的当事人在获得赔偿后迅速离职、态度转向“离开了反而是开心的”这一结果的法律逻辑。

对用人单位而言,这一事件的法律教训不在于“能不能以微信状态为由解除”,而在于解除理由的选取必须经受住法定情形的检验。“工作态度不积极”是一个管理评价,不是一项法定解除事由;将管理判断直接等同于法律依据,是用人单位在劳动争议中最常见的败诉原因之一。

热点四

“厉娜体”的传播主要依托短视频与图文平台完成,品牌官方账号的商业内容同样通过平台账号分发。从平台方可见的事实来看,目前没有公开信息显示任何平台针对“厉娜体”发布了统一的处置规则或启动专项治理,相关内容仍在正常传播。公开讨论中亦提及,平台对这类模仿内容的审核尺度并不一致。

有微博用户发帖称“厉娜团队正在某社交平台疯狂捂嘴,举报了很多有关经纪人的帖子和评论”,另一社交平台亦有用户反映相关讨论“很快就会被举报删帖”。这些说法均源自网友个人发帖,未经平台或当事方证实,且举报对象集中于经纪人相关讨论及节目立场争议,与品牌以“认领告密”为框架的商业蹭梗内容并不重合。名创优品、伊利、淘宝、雅迪、劲仔、丸美、茶百道等品牌在官方账号发布的“厉娜原谅许飞吧”等内容,在公开报道可见的时间节点内仍处于可获取状态。

问题⑤:平台在“厉娜体”传播中如果出现侵权内容,适用“通知—删除”规则是否足以免责?平台对热梗类内容的注意义务是否有更高要求?

律师解答

蒋正星律师:当“厉娜体”相关内容在平台上大规模传播,其中夹杂着可能侵害名誉权、姓名权、肖像权或声音权益的内容时,平台的责任并非仅取决于是否收到了权利人的删除通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九十五条确立的“通知—删除”规则,是平台责任的最低门槛,而非安全港的全部。

根据该条规定,权利人在发出删除通知后,平台未能及时采取必要措施的,对损害的扩大部分与行为人承担连带责任。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九十七条进一步规定,平台“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网络用户利用其服务侵害他人民事权益,未采取必要措施的,承担连带责任。对于以内容获取流量和广告收入的平台,司法实践倾向于结合其获利模式来界定注意义务:平台从侵权内容的传播中获得了点击量和用户注意力,就不能仅仅以不知情为由免除自身责任。

“厉娜体”这类热梗内容的特殊之处在于其传播的高度集中性和可识别性。当某一类内容在短时间内大量涌现、形成话题标签、进入平台推荐或热搜机制时,平台对该内容生态的“知道”程度,在事实层面已经不同于零散的用户上传。如果侵权内容(例如明确断言“告密”的文案、未经授权的AI合成艺人形象或声音)在这一过程中被平台的算法或运营行为放大,平台主张“应当知道”的空间会被显著压缩。

对于普通用户和品牌方,这意味着一个实际的提醒:不要预设“平台会兜底”。发布内容的直接责任人始终是发布者本人;平台的连带责任规则保护的是权利人的救济渠道,不是侵权者的免责预期。

普法后记

一句“是我告的密”,在朋友间的玩笑里可能只是一个“梗”;在公开传播中指向一个被指名道姓的真实的人,它就是一个需要事实依据支撑的陈述。一段AI生成的“像极了某艺人”的音频,在个人娱乐中可能只是技术趣味;在品牌官方账号里,它就是一次未经许可的人格标识商业利用。一条“画地为牢”的微信状态,在个人的情绪世界里是自嘲;当它被用作解除劳动合同的理由时,法律要求的就不是管理者的主观不悦,而是法定情形的严格满足。

网络热梗的迭代速度远快于法律的修订周期,但法律判断的底层框架并不因“梗”的新颖性而失效:事实与意见的区分、可识别性的判断、商业性使用的界定、法定解除事由的检验、平台注意义务的层级——这些工具足以应对大多数新问题,真正需要警惕的是不要在狂欢中忘记了这些工具的存在。

“玩梗”的自由值得珍惜,但它的边界,始终划在他人权利开始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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