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之中，那种目光无法完全抵达的观看，所使用的不是眼睛，而是心灵。心灵通透了，一滴水可以观大海。反过来，汪洋大海也可以看成是一滴水。傅高义是美国汉学研究学者中一个如雷贯耳的名字，也被认为是东亚研究的集大成者。他行万里路、读万卷书、阅人无数，倾尽十年心力撰写了《邓小平时代》。他述往事、追源头，不是完全站在一个中立第三方的角度，冷冰冰地观察研究，而是怀着纯粹的好奇心还原当时情境。他的格局和共情能力，让《邓小平时代》的内涵与外延多出一种贤哲意蕴。

《邓小平时代》对邓小平跌宕起伏的一生以及中国惊险崎岖的改革开放之路作了全景式描述。全书人物、事件众多，既有对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陈云等人相互关系的细致解读;又有对三中全会、权力过渡、中美建交、政改试水、经济特区、一国两制、九二“南巡”等重大事件和决策的深入分析。作者虽然身为美国人，却奔波华夏数千里，从广安、太行，到江西、北京，探寻走访，力求细节，力图使人物言行符合历史情境。此书一面世，即被学界誉为邓小平研究“纪念碑式”的著作。

中国具有悠久的历史学传统。自孔子以来，中国历史学家差不多都格外重视当代史的研究与表达。不论是孔子笔削《春秋》，还是司马迁著《史记》、班固写《汉书》、司马光编《通鉴》，历史学家尽管都会记录历史，但其真正兴奋点无不在于当代，在于给逝去的时代一个说法。

傅高义先生称，他写的《邓小平时代》，不是历史，而是时代。《邓小平时代》虽然是以邓小平的个人经历为线索，但实际上作者更加关注的是中国的改革开放史。从1977年到1997年，从73岁到93岁，给邓小平的时间只有20年。他深知，改革是拯救中国的钥匙，就算要承受被误解的痛楚，改革也势在必行。他以多年积累下的深广人脉和对体制超乎常人的把握，与阻碍改革者博弈，既不屈服于保守势力，也不完全妥协于民意，办成许多在当时看来想了也想不到，想到也不敢做的事，为沉睡了几百年的中国打开了通往世界之门。

中国历史上有两种类型的变法，一种类型叫效率型变法，还有一种叫活力型变法。最典型的效率改革就是商鞅变法，春秋时代的层层分封的财富分配体系被商鞅全部拆掉，把这个国家的每一个老百姓、每一粒粮食都镶嵌到这个国家的战争机器上，所以秦国马上变得富强起来。自下而上的活力型改革，我们有一本好教材，就是由邓小平开启的，中国人现在还在经历的四十多年的改革开放。

人们常说邓小平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但是你研读此书，会发现改革开放并不是设计出来的，而是摸着石头过河演化出来的——正因为是演化出来的，它才这么伟大。而这个演化的过程，之所以这么稳当，没出什么特别激烈的大问题、没犯什么崩溃性的大错误，就是因为它是自下而上的演化。

邓小平著名的三论：猫论、摸论、不争论。猫论就是白猫黑猫，逮着老鼠就是好猫;摸论就是摸着石头过河;不争论就是不要争什么意识形态、是是非非。其实这个逻辑是可以倒过来理解的：首先，不争是非，咱们别说改革蓝图已经描摹好了，是一个什么样不知道，不争是非。得到群众支持后，再做出重大政策的突破。第二步，就是他的心中始终想着长远目标，但愿意采取一些过渡措施，大家分别去摸，摸到过河的那个就不错，你就是什么?你就是白猫黑猫，你就是那个逮着老鼠的猫，我再给你判定你正确。就这样，推进、巩固、再推进，让改革再往前走一步。

1978年12月，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冒着风险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提升了生产效率，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有了转变，产业结构也开始发生变化。到了1980年，邓小平是这么说的：“‘凤阳花鼓’中唱的那个凤阳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改变面貌。” “一年翻身”，这是邓小平的原话，也是当地的实情。没有应用任何新科技，仅仅把分配制度变了一下，就能达到这个效果。

这种事情恰恰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特别重要的经验，就是先不争是非，让它去试，试好了我再事后追认，让整个改革往前走一步，这才是活力型改革最好的一个样板。

在农村改革获得成功之后，邓小平因势利导，及时把效率优先、鼓励先富的原则引入城市。改革开放从沿海到内地，从局部到全国，梯次向纵深发展，产生了神奇的创造力量。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综合国力迅速提升，社会面貌和社会结构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在这个过程中，邓小平敏锐地提出和阐发了一系列重要的观点、决策和论述：对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和时代特征作出新判断，及时调整外交政策，制定新的国际战略;对基本国情作出新概括，提出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新论断;阐述实行改革开放与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道路的关系;制定“三步走”经济发展战略，规划改革开放的发展目标;强调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等等。这些重要的思想观点、决策，规划了改革开放前进的科学化法治化轨道。

邓小平不仅是理论家，更是实干家。他终其一生都在不断地学习和解决问题，以“摸着石头过河”的探索精神开启了当代中国的改革开放，奠定了当代中国的法治基础，更铸造了当代中国的精神高度，使一个古老而年轻的国家彻底摒弃了传统的治理手段，进入到了法治文明的新时代。所有这一切，就像百川入海，汇入中华民族宽广的胸怀，在更加宏阔的时空维度中思考民族复兴和人类进步的深刻命题，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砥砺前行，以不可阻挡的步伐昂首迈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更加美好的新时代。

（黄丽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