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我师范毕业。我的同学，大多分配到了理想的学校，而我却分配到了边远的岭前村小学。新中国成立以前，岭前村山势险峻，匪患严重，是臭名远扬的“土匪村”，曾令过往行人商贾胆战心惊。

我本憧憬着在三尺讲台书写精彩人生，但一纸通知，偏偏把我调到有西伯利亚之称的“土匪村”。接到分配通知那一刻，我手在颤抖，“岭前村”三字就像一把刀子，扎进我心里，把我的理想戳得粉粹。报到头天，我特地去了一趟新华书店，买了一堆考研的书籍，发誓有一天要离开这里。

报到那天，我转了两趟车，再跟着学区老校长走了几十里山路。我默默地跟在老校长后面，只见弯弯曲曲的悬崖小道，两旁耸立着连绵的群山，海浪一样一波接一波，山的缝隙中，爬着一条小道，两边站满了沉默威严的岩石。老校长说，这条小道是入村的必经之路，沿着这条小道上去就是岭前村了。

岭前村山高坡陡，学校就设在难得的一块空地上，周围是土砌民宅。学校就只有一栋破旧的两层砖混教学楼，一把大锁紧锁着锈迹斑斑的校门，四周围墙爬满了杂草，墙上有幅斑驳的“向雷锋同志学习”的画像，教室里的课桌满是小刀刻痕。

老校长把大门钥匙交给我，语重心长地对我说，孩子，这里的老师来了一拨又一拨，但没人能坚守下来，这里也不是你呆的地方，待明年秋，我帮你申请调回中心校来。我的眼圈红红的，握着的钥匙感觉有千斤重，心里像堵着一块冰。

小学只有一到三年级，老师就我一个，要充当三个年级的老师，学生也就只有二十来个，都是些留守儿童。我知道，经济条件稍好的家庭，都把孩子送到镇上去了。

孩子们衣着邋遢，泥巴鼻涕随处可见，有的还把裤脚卷得一高一低，让我很不习惯，毕竟我是个女孩子呀，对美有更强烈的追求。我多次教育孩子们要衣着整洁，讲究卫生，可他们依然我行我素，仍在泥巴里摸爬滚打，我对他们失望透顶。最让我难受的是在炎热的季节，教室里孩子们散发出来的浓重汗臭味，填满了教室的每个角落。一堂课下来，常令我窒息，心头的委屈，像水一样向我漫过来。

孩子们都是留守儿童，老师一年换一个，成绩自然是优秀不起来，简单的知识就像炒旧饭一样，反反复复讲，可孩子们还是拼命摇头，我心里像压着一块大石头般沉重，对他们是从失望到绝望了。

岭前村的夜晚，“土匪出没”已成往事，只有依稀几声犬吠声，月透窗棂，夜凉如水。我没有睡意，在灯下读着考研的书籍。我坚信，只有考研，才能让我早点离开这鸟不拉屎的地方。

当然，也有让我感到些许欣慰的时刻。每天早上八点，我准时敲响上课的钟声，随着“咚-咚咚”悠扬的钟声响起，孩子们像离弦的箭一样冲进教室，随即响起了琅琅读书声，在静谧的村庄萦绕开来。钟声就是命令，这条铁律，孩子们是无论如何都不会违反的。此刻，静静地听着孩子们的读书声，没有尘世的纷扰，这是最好的心灵慰藉。

日子在悠扬的钟声中缓缓流逝。

又到了雨季，闷热的夜，夜空中积压着厚厚的乌云。我还在窗前读着考研的书籍。窗外，一道闪电划破山村漆黑的夜幕，几声沉闷的雷声如大炮轰鸣，瓢泼大雨从天而降。突然“啪”地一声，停电了，整个村庄一片漆黑，我的心就像一片落叶飘进了深渊，我用颤抖的手点燃蜡烛，烛光亮起来，驱散了我心中的恐惧。

恍惚中，我感到窗外明亮了许多，定眼望去，只见学校周围的民房屋檐下，亮起了无数光亮，有烛光、有手电筒、有油灯……像一环日晕把校园圈起，照亮了整个校园。孩子们齐声高唱着歌谣，“噢!妈妈，烛光里的妈妈，您的脸颊印着这么多牵挂……”飘渺的歌声越过串串雨珠，萦绕在我耳畔。孩子们有节奏地挥动手中的手电、蜡烛，朦胧而摇曳，歌声盖过雨声，我哽咽着，眼泪瞬间像断线的珍珠一样滑落下来……

此时，黑暗中的光亮，孩子们的歌声，就像寒冬中柔暖的天鹅绒，让我这颗飘进深渊的心瞬间温暖起来。尔后，一种愧疚之感涌上心头，让我无地自容，羞愧难当。

第二天清晨，我在灶头边点燃了一根火柴，一把火烧毁了我所有的考研资料。

秋天，老校长把刚获批的调动申请书递到我跟前。我摇摇头，坚定地说，不，我不走了，这里需要我，我要留下来。老校长一脸茫然，好像又领悟到了什么。

第二年秋天，岭前村小学又调来了一位新老师，他是我的未婚夫，要和我一起开垦这片贫瘠的土地。开学第一天，我们准时敲响了九月的钟声。

今年九月，新学期第一天，一只纤细的手，迎着和煦的晨光，敲响了新学期的第一声钟声。悠扬的钟声回荡在静谧的村庄，随后琅琅读书声在校园萦绕开来。敲钟的女孩名叫小美，是我的女儿。

(赖大舜 作者单位：上杭县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