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普的“赏罚论”

读书少而能力强的人，史上并不少见，赵普便是其中一个。

赵普，北宋开国功臣。赵匡胤还没当皇帝时，赵普就是他的下属。北宋建立后，赵普在宋太祖、宋太宗两兄弟手下几度做宰相。赵普年轻时读书不多，所以有“半部《论语》治天下”的说法。但他的处事能力却是公认的，可以说是个典型的“实操派”。

《续资治通鉴》第七卷提到赵普时，其中一段颇有意思。书中说，赵普“独相”十年，刚毅果断，以天下事为己任。他曾经推荐一个人担任某职务，但宋太祖没有任用。第二天，他再次推荐这个人，宋太祖还是没理会。次日，他还是奏请此事。宋太祖大发脾气，直接撕了他的奏章扔在地上。赵普脸色自如，慢慢捡起奏章，回家将它粘贴好，继续递交给宋太祖。宋太祖终于醒悟，任用了这个人。后来，事实证明，这个人果然很称职。还有一个官员，立下了功劳应该提拔，但宋太祖一向讨厌此人，就是不给他升官。赵普极力请求宋太祖让那个人升迁。宋太祖发火了，说：“我就是不给他升官，你能怎么样？”赵普说：“刑罚用于惩治邪恶，赏赐用于回报功勋。刑罚赏赐是天下的刑罚赏赐，又不是领导您个人的，怎么能按照自己的喜好来专断呢？”宋太祖不理他，起身就走，赵普紧跟其后。宋太祖进入内宫，赵普就站在门口不肯离去，直到宋太祖终于听了他的请求。

赵普的“赏罚论”颇有道理。赏罚之事，首先需要确保公正。可以推测，正是因为有“公心”做支撑，赵普才有底气一而再、再而三地为某个干部说话。否则，换了个“爱惜羽毛”的人，一看领导脸色不对，早就把该说的话吞回去了。而宋太祖以个人心情来影响赏罚结果，对于赏罚制度必然造成很大的负面影响。《左传·昭公五年》有一句话：“为政者不赏私劳，不罚私怨。”做领导的，在处理赏罚之事时，尤其需要具备公心，不可受私人感情因素影响。既不能因为某人帮了你个人的忙就给他发个奖、评个先，也不能因为某人得罪过你而故意处罚，而应做到“赏不僭而刑不滥”（《左传·襄公二十六年》）。一碗水端平，则一个人不管被赏还是受罚，都能心悦诚服，旁观者也没什么异议。否则，赏未必起到了激励作用，罚也未必能起到震慑效果。

赏罚之事，还需要做到透明。几千年前的管理专家、名相管仲，对赏罚问题就有自己的见地。《管子·立政》有言：“事将为，其赏罚之数必先明之。”做事之前，先要把赏罚标准告诉大家，让大家心里有数，明白怎么做对自己有利，怎么做对自己不利。趋利避害是人之本能，要求明细了，行为才能对路。北宋的王安石也说过：“是非明而后可以施赏罚。”在进行奖惩之前，要先明辨是非、了解实情，才能保证赏罚到位，达到预期的效果。与王安石同时期的苏轼则认为：“为国之本，在于明赏罚，辨邪正。”赏罚不明，动摇基础，隐患不小。赏罚标准不公开，随意性太大，赏罚便失去了其意义。

赏罚之事，最终需要有效落实。再好的制度，如果不能落地，也只是一纸空文。赏罚制度亦然。相传为秦末黄石公所作的《素书》，在其《遵义章》有这么一句话：“小功不赏则大功不立。”领导者对下属的小功劳视而不见，不加奖励，下属便渐渐失去信心与动力，也就立不了更大的功劳了。这就是普遍的人性。如果口惠而实不至，则更将使自己失去信任，没有人愿意继续跟着你出力。聪明的领导者，对奖赏是不吝惜的，对惩处也不手软。隋朝思想家王通说：“赏一以劝百，罚一以惩众。”赏罚的作用即在于此。二者还需综合运用，不可偏废，正如唐朝文学家元结所言：“赏善而不罚恶则乱，罚恶而不赏善亦乱。”只赏不罚或只罚不赏，效果都不理想。

唐太宗李世民说：“国家纲纪，唯赏与罚。”奖惩机制在管理上的作用是不可或缺的。今天，惩处方面大家基本可达到共识，但在奖励制度方面，还存在一些模糊认识。比如，对于评先评优、提拔晋级之类的事，有些地方运用奖励政策就不理想。除了不看业绩看“关系”之类的不正之风，有的领导者不以德才论英雄，无视工作业绩，喜欢搞平衡术，为了实现“皆大欢喜”的目标，搞“轮流做庄”这种和稀泥的做法，结果虽然取悦了某些“南郭先生”，却重重地打击了真正踏实做事的人。“躺平”现象也因此滋生。在这个问题上，导向一定要鲜明，才能激励干事创业。若是一味做“好好先生”，便是对事业的不负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