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师解读彩礼纠纷背后的法律底线 - 普法之窗

事件二：以婚为名谋钱财

现实生活中，有的人多次在短时间内订婚再解除婚约，以此来索取财物。甚至出现“婚恋诈骗团伙”作案——通过角色扮演、虚假索财等手段，骗取钱财。

河南一女子通过相亲，在3年内先后与3名男子订婚、举行婚礼，并索要见面礼、彩礼等共计60.14万元，而后失去联系。日前，据相关媒体报道，法院已对该案作出判决，该女子的行为并非简单的民事纠纷，而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事实、隐瞒真相，已构成诈骗罪，数额特别巨大，判处其有期徒刑10年，并处罚金。

典型案例：2025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第二批涉彩礼纠纷典型案例，其中，一起典型案例在网上引发不少关注。赵某与孙某认识不到一个月便闪婚。然而还不到1年，赵某以孙某将婚姻作为获取财物的手段为由，请求法院判决双方离婚、孙某返还全部彩礼。法院调查后发现，孙某近4年内还有另外两段婚姻、均接收较高数额彩礼、婚姻存续时间均较短，与孙某历次离婚诉讼中婚后双方无夫妻之实、孙某回娘家居住的共同生活状态等描述基本一致。法院认定，孙某以彩礼为名借婚姻索取财物，判令解除婚姻关系，孙某返还全部彩礼8.6万元。

问题①：普通彩礼纠纷与骗婚诈骗罪，法律上的核心界限在哪里？

律师解答

郭钊伶律师：两者的核心界限在于行为人的主观意图。一是民事纠纷。双方在交往时具有真实的结婚意愿，后因感情破裂、性格不合等正当原因分手，由此引发的彩礼返还问题属于民事纠纷，一方并没有非法占有财物的故意，因此维权核心是收集证据、计算金额、友好协商或提起民事诉讼。重点在于证明款项的“彩礼”性质及未共同生活或共同生活时间较短的事实。二是刑事诈骗。行为人从一开始就没有结婚的真实意愿，其与对方确立恋爱或婚约关系，纯粹是作为非法占有对方财物的手段。其行为模式往往具有虚构身份、隐瞒婚姻状况、在短期内多次作案、收款后迅速失联等特征。若对方行为符合以上特征，则可能涉嫌诈骗罪。此时应立即整理全部证据（转账记录、聊天记录、证人信息等），前往公安机关报案，追究其刑事责任。

法律惩罚的不是“分手”，而是以婚姻为诱饵的“欺骗”。关键在于证明对方是否实施了欺骗行为，以及其根本目的就是骗钱而非结婚。

问题②：如果怀疑遭遇骗婚，应重点收集哪些证据？

律师解答

郭钊伶律师：证据是维权的核心。建议当事人有意识地收集和保留以下几类证据：（1）财物证据：所有彩礼、大额转账的银行流水、微信、支付宝等App转账记录，并尽量备注用途（如“彩礼”“购房款”）；（2）购买金银首饰、车辆等贵重物品的发票、收据；（3）沟通证据：能体现对方以结婚为名索要财物的微信聊天记录、短信、邮件或通话录音；（4）身份与欺诈证据：对方的身份信息；可证明其虚构身份、职业或隐瞒已婚事实的证据（如虚假身份证、与其他人的结婚证查询记录等）；（5）证人证言：媒人或介绍人的证言至关重要，他们往往了解双方沟通的全过程；（6）行为模式证据：如发现对方有短期内在多地、与多人同时谈婚论嫁的迹象，应尽力收集线索。

问题③：媒人或婚介机构在其中需要承担法律责任吗？

律师解答

郭钊伶律师：需要根据媒人或婚介机构的“知情程度”和“行为性质”来判定。如果媒人或机构只是善意介绍双方认识，对一方的诈骗行为并不知情，那么通常只需作为证人配合调查，一般不承担法律责任。但是如果故意隐瞒或虚构事实，即媒人或婚介机构明知一方是婚骗或存在虚假情况，仍故意隐瞒并向另一方进行保证、推广，则可能构成欺诈的共同行为人，需承担相应的民事连带赔偿责任。同时也要警惕以骗婚为目的的团伙作案，如果证据表明媒人与骗婚一方事先通谋，扮演角色、共同分赃，那么他们就已经构成诈骗罪的共犯，将一并被追究刑事责任。

问题④：在相亲中，有哪些具体的、容易被忽略的“危险信号”，能帮助提前识别对方可能另有所图？

律师解答

郭钊伶律师：许多骗局始于精心包装。例如，对个人信息（工作、住址、家庭）总是含糊其辞或前后矛盾、交往中几乎从不主动付出，却以各种名目（如家人急病、生意周转、考验诚意）频繁索取钱财；急于确立关系并推动订婚，但对实质性的未来规划（如见亲友、工作安排）避而不谈，骗子利用当事人对婚姻的渴望，推动关系快速进入“谈婚论嫁”阶段，以此作为索要高额彩礼的“合理”背景。建议在正式订婚或涉及大额给付前，安排双方家庭多次、非正式的见面，观察其家庭环境、成员言行是否自然一致。积极与介绍人沟通，了解其如何认识对方，并明确提醒介绍人其负有的如实告知义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