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那十二座茔冢

两次鸦片战争，敌从海上来，直逼京城。没有强大的海军力量，渤海湾就是别国舰队想来就来的内港湾。大清国，从紫禁城的皇帝，到各省督抚，都想着建立一支飘扬着黄龙旗的海军舰队，守卫海疆。

造船不可能，那就花银子买，但人才一定要自己培训，于是，北洋水师建设计划开始了，一边是在英国、德国的船厂订制铁甲舰，一边是在福建船政学堂和北洋水师学堂，培训自己的海军人才。船造好了，才能由自家的海军开回来，沿途可以完成远洋训练课目。

根据历史记录，北洋水师两次派员到英国接收订制军舰，第一次是1880年，丁汝昌率队264人；第二次是1887年，邓世昌带队，近600人。

随舰返国的清政府驻英使馆外交官员余思诒，以笔记小说《楼船日记》记载了1887年，这支黄龙旗舰队历大西洋、苏伊士运河、印度洋、中国南洋，回到厦门的过程。

舰队回国时，北方渤海冬季冰封，李鸿章电令不必北上大沽，丁汝昌率领定远、镇远、济远等北洋原有主力舰南下，在厦金海域与接舰编队海上会师，就地驻泊验收、编队操练、补给休整，所以说，台湾海峡、厦金海域，是中国第一支海军船队的编队完成、合成演练之地，居留96天。

恰巧的是，海域毗邻的演武池，正是当年国姓爷郑成功训练军队的地方，也正是当年收复台湾的舰队出发前的泊地。

另外，值得重点提出的是，此番前往欧洲英国、德国接收铁甲军舰的四名海军管带，邓世昌、叶祖珪、林永升、邱宝仁，四人均毕业于位于福州马尾的福建船政学堂。

然而，有些人，并没有回来。两次接收的过程，五位中国北洋水兵和一位随军军医在英国病故，接收团队委托中国驻英使馆出面，在造船厂附近的纽卡斯尔市圣约翰墓园，购入一块总面积16.7平方米的墓地（一次性全款，永久业权），就地安葬逝者，原始地籍档案登记为“Chinese Government”，即中国政府。

北洋舰队编练成军后七年，中日甲午海战爆发，北洋舰队全军覆灭，当年到欧洲接船的青年海军军官，多数阵亡。于是，留在伦敦的那六座茔冢，也逐渐被忘记。还好购买的是永久产权，墓园的管理者只是任其荒芜，不加干涉。

还好有人没忘。1911年，程璧光将领率海圻舰远航赴英，代表中国海军参加国际阅舰式。出发前，他翻阅相关资料，知道了这六位未归人的存在。舰队抵达英国后，程璧光特意转道圣约翰墓园，祭祀殁者，发现墓碑歪斜沉降，字迹风化模糊，荒草湮没墓池，二十四年间无祭扫修整，孤悬西洋墓园角落。

陪同祭祀的清政府驻英使馆官员尴尬解释：此地较偏僻，离伦敦有段距离，当地也没有华侨，国内拨给使馆的办公费用中，未预算墓地的祭祀及管护费用，故二十多年时间无人到场祭扫。

程璧光感慨，国家之弱，国力只是其一，国民精神之积弱，犹是根本。尽忠国事者，死后籍籍无名，漂泊异乡无人问津，生者汗颜。当场表态捐出一个月薪俸，在场水兵也纷纷解囊表意，聘请英国石匠更换花岗岩碑体、加固地基、重修墓池、清理整片荒草，墓碑左侧统一加刻“宣统三年次辛亥闰六月吉日重修”字样。

海圻舰返程时，闻武昌起义，经全体官员讨论，决议集体反正，拥护共和。

六位中国士兵在西洋英伦之墓，再次在时光荏苒中几度被国人遗忘，这一次遗忘，历时一百余年。

2016年5月，一位中国留学生牟瑞迪在研究中国近代海军历史时，根据史料上的线索，前往现场寻找，发现并确认，之后从纽卡斯尔市档案馆调阅原始地契，查实产权人登记为中国政府，遂将现场照片、地籍档案同步传回国内，并上报中国驻曼彻斯特总领馆。

领馆工作人员第一时间赴纽卡斯尔圣约翰墓园实地踏勘，核对墓碑文字、墓区边界，配合华人调取英国地方土地注册处原始百年地契，确认地块产权归属中国政府，即把实地勘查报告、地籍文件、墓园损毁影像一并报送外交部领事司、国家文物局，正式将该海外英烈墓地纳入中国政府海外文物保护计划。祭祀工作列入驻英领馆年度外事工作清单，再也不会被遗忘。

另外六座茔冢位于日本大阪市，他们的身份，是中日甲午战争中，被日军俘虏并送往日本本土羁押的一千余名战俘中，病故后就地埋葬在当地军事公墓中，六人墓碑皆朝向西方，遥望家乡不得归。六人中，四名步兵，一名文职，一名杂役。

中日甲午战争时，《日内瓦公约》尚未制定，关于战俘尸体归还的条款，法不溯既往。国际法与各国殡葬法均默认：遗骨处置的优先请求权归死者直系近亲属，只能依人道主义，以亲属或后代名义，申请归还。

六名逝者距今一百三十余载，目前国内无法查证任何直系后代，缺乏可以提出迁葬申请的法定权利人。故至今，西洋六人茔冢，安葬在有永久地权之墓园。

日本大坂之六人茔冢，年年遥望家乡，海外华人、民间人士自发凭吊，也是对一段历史的追思。

（作者单位：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