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休后重读《史记》和《资治通鉴》等史籍，我逐渐发现，不少古代帝王正是传统道德的最大破坏者。明白这点很关键，将为弘扬传统、倡导国学提供有益的帮助。

中国传统道德的核心及其一贯思想，就是强调为社会、为民族、为国家、为人民的整体主义思想。可以说，一切传统美德都是围绕这一整体精神而展开的。《诗经》提出的“夙夜在公”、贾谊《治安策》中提出的“国而忘家，公而忘私”、范仲淹提倡“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文天祥认为“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岳飞名句“文官不爱钱，武将不惜死”、顾炎武提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林则徐主张“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以及周总理“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等，都不断强调着一种为整体而献身的精神。

正是在这种精神的影响下，才形成中华民族独特的传统道德，强调先人后己、助人为乐，强调个人对社会尽责，强调自觉地为他人、为社会、为人群服务。传统道德尤其倡导精忠报国、清正廉明、反贪拒贿、秉公执法、注重操守。史例证明，推行德治，亟须环境配合、氛围影响、上下协力，才能蔚然成风，产生效果。当国主政者，更是充当着重要角色。从根本上说，旧社会的统治者，不可能真正做到秉公去私、社稷为重;甚至私欲难填、恶性膨胀、滥用权力，成为传统道德的破坏者。

《论语》有云：“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每当君王失去“北辰”作用时，就会“群星”游离，以致乱象丛生，改朝换代。值此之际，传统道德往往遭受严重摧残，甚至荡然无存。“创江山易，守江山难。”当王朝运行至末期，帝王不听劝阻，进出失据，毁纪乱纲，致乱天下。“桀以侈败，纣以淫亡”，夏桀商纣，正是此类货色;以致众叛亲离，国家覆亡。但在国势鼎盛时，也会发生祸国殃民现象，从而留下许多践踏传统，惊醒后人的历史教训。

最为典型的，莫过于唐明皇李隆基了。“汉皇重色思倾国。”《中国大事年表》内载，安史之乱，长达八年;自天宝十三年(公元754年)至广德二年(公元764年)，十年之内，全国人口由5288万骤降至1692万，减少3596万，生民十去其六，可见这场叛乱为害之烈!叛兵与唐军作战，内部也相互残杀，兵结祸连，刀俎百姓。“吏呼一何怒，妇啼一何苦。”诗圣杜甫的“三吏”、“三别”，尤使后人体会当时惨状!李隆基晚年失节，前功尽弃不说，连爱妃性命都难卫护，更遑论“国之四维”了。“衣食足，礼义知。”刀斧之下，尸横遍野，民不聊生，食不果腹;传统美德，廉耻礼义，也就被晾在一边去了，唐代自此由盛转衰!

然则当国者中，亦有少数有识之士。重传统，行纲纪、留下政绩，为后人所赞誉。上古时的“禅让”，基于公正选人，故舜能聚人群、大禹会治水。西汉刘恒和刘启的“文景之治”、刘秀的“光武中兴”、唐李世民的“贞观之治”、清代的“康乾盛世”等。

历览古今，尤令人切感为政者的“北辰”作用。这是“众星”伴随、倡导天下的先决条件。

(陈有芳  作者系省公安厅退休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