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开木质的后门，似乎没有发出声响。爷爷清瘦的身板，正在帮有残疾的李叔绞蓑，三条并两条、两条拧成直线，翻转、加蓑，动作流畅清晰。我塞几百块钱给爷爷：“公公，我涨工资了。”爷爷笑着：“我不要，我也涨工资了。”说完这句，他的脸突然模糊了……我一惊从梦里醒来，有几分钟努力去寻找他，然后眼眶湿了，原来爷爷已经去世三年多。一切仿佛就在昨天，一切仿佛就在眼前。

我的爷爷是一名检察官，从1982年开始奋战在检察工作第一线。那威武干练的制服，是我最深的印象。

那时候，日子过得清贫，吃穿用度都紧张，爷爷却很舍得买书。在我家木房的边室，有满满几架图书，几乎全是法律类书籍，书上细细密密布满批注。他在脚边点燃了艾草包，一看就是几个小时。我总蹲在边上，黑黑的艾草包怎么看都像条乌梢蛇。

1999年，高考填报志愿的时候，很多同学内心很迷茫，我则毫不犹豫填报了法学专业，我向往爷爷那身制服。当我拿着福建师范大学的录取通知书给他看的时候，他早已经退休在家。看得出来他很开心，说话声音都大了起来，那把书房钥匙他当成成人礼送给了我。我在那个书房里，度过了很多个日日夜夜，开启了对法律的第一认知。

有一个习惯，似乎秉承了他，只要有我合意的书，我就去书店买下来。大学里每个月只有200块钱生活费，买完书扣掉饭钱班费社费，基本不剩。那段时光我并不觉得难捱，相反日子过得充实有趣。大家都在看古龙金庸，我也看，但我更多的时间都在研究法。我比很多同学都更早认识犯罪预备、既遂未遂、结果犯和行为犯，更早知道诈骗和盗窃有时候很难区别。导师用形形色色的案例来考我们，我打电话回去考爷爷(其实是拿不准想请教他)，他总能说得条理分明，清晰透彻。生活果然是一本大书，而法却是其中最有趣的部分。

大学毕业后，顺利考进检察院，分配在反贪局。至今我还清晰地记得自己办的第一个案件，嫌疑人是个电力公司的收费员，将农户缴交的35400元电费占为己有。涉及到的农户有几个村，居住分散。村干部于是出主意，召集农户到村委来做笔录。我觉得方便又省事就同意了。正值农历5月，天气已经有些热。一个扛着锄头的汉子，满裤腿泥巴走进来。一进门就焦躁地说：“检察院是干甚的，来干甚?”我一通解释，他似乎还有些不高兴。问话时显得很不耐烦，让他签字，他草草签完字就急急忙忙离开了，留下一地的泥巴脚印。连续碰见几名证人都是这样，不禁让我觉得沮丧。晚上回家，忍不住跟爷爷抱怨，爷爷听了笑着说：“明天你等晚上再去，别再把人喊村委会，直接去人家里问。”我虽然觉得纳闷，但第二天还是照做了。没想到第二天，案件取证工作异常顺利。到了农户家里，农户见到我们大老远地赶来很是热情，麻利地收拾桌子给我们用，问话也进行得很顺利，临走还热情地让我们留下来吃晚饭。我好奇地问爷爷，爷爷说：“现在正是农忙时节，烟叶熟了要烤，稻苗长了要种，那可是一天都耽误不得的。你们大上午把人叫去做材料，耽误百姓的农事，群众自然不高兴。叫你们晚上去，那时候大家做完事回家了，正是歇脚的时候，人家自然愿意配合你。办案件不能老想着自己图省事，也得想想百姓方不方便。”我有些羞愧，这不就是我们检察机关一直强调的“为民”吗?为什么我就没有考虑到呢?

2013年9月，一向身体硬朗的爷爷突然住院，没几天病情直转急下。当时局里正在查办县法院有关人员贪污受贿、滥用职权案，案件进展相对艰难。我负责的女对象原是民庭庭长，前期工作已经做得差不多，我希望从她这里攻破心里防线，瓦解攻守同盟。每次去医院看爷爷，他总说自己没事，很坚决地让我回办案点。夜里2点多，嫌疑人口供已经全部拿下，办案组所有人都有些兴奋。3点多，正在做笔录，电话响了，是父亲打来的，我心里隐隐有些不安。来不及换下制服就跑到医院，爷爷躺在病床上，合着眼睛，床边已经有抽泣声。父亲趴在他耳边连连说：“莲锅来了，莲锅来了。”我走上前，眼泪止不住掉下来，他那么瘦，像一片叶子一样单薄。爷爷缓缓睁开眼睛说了最后一句话：“你还是穿制服好看……”他的手落下去，再没抬起来。

爷爷这一辈子，很平凡。他做的事情很小，却很用心。新进来的干警没地方住，他出钱出力找房子帮忙付房租;他没当多大的官，却从不抱怨待遇不高，从未想过下海跳槽;他没有很多钱，却从不为金钱所动，在最困难的时候，都不占公家一分一毫。他就是这样的检察官，没有轰轰烈烈的成绩，却有一颗闪亮的心……

(杨水莲  作者单位：宁化县人民检察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