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到她的电话，我很意外。因为已经很多年没有联系了，也几乎没有她的任何消息。

我跟她其实不熟，一个偶然的机缘，与她接触了几次，对她印象还不错：一个美丽、踏实而能干的女孩子。说是女孩子，其实已经结婚生子，据说她的家庭很不错，照理她应该是幸福的，看起来确实也像。我不清楚她为何会突然给我打电话，但想来总是有原因的。她先跟我寒暄了一通，问我是不是还在原先的单位上班。我说是的。然后她讲了来电的本意，原来是要法律咨询，她说她有一个朋友，很要好，遇到点事，想听听我的意见。我说好啊，没问题。本来平时就经常接到各种各样的咨询电话，我早已习惯了。

她说她的朋友因为怀疑老公有外遇，就给对方打了匿名电话，又发了几条短信，说了些威胁、恐吓的话，结果对方报了警，现在她朋友很紧张，想了解一下这种情况怎么办。

我说如果所说内容经查属实，证据确实充分的话，她的朋友是有可能被行政处罚的。因为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二条第一项的规定，写恐吓信或者以其他方法威胁他人人身安全的，处五日以下拘留或者五百元以下罚款;情节较重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下罚款。即使她的行为不属于该项规定的威胁他人人身安全行为，根据该条第五项，多次发送侮辱、恐吓或者其他信息，干扰他人正常生活的，也要受到处罚。

我说完，明显感觉她沉默了，似乎在思考，过了一会儿才轻声问道：“有这么严重?”我以为她是在为朋友担心，遂笑着宽慰她：“当然了，主要看她的具体行为，如果情节特别轻微，也可以不予处罚。”但是我的宽慰似乎并没有起到效果，从她说话的声音可以判断出她仍然心事重重。我们又寒暄了几句，我让她有事只管打我电话，她说了声“谢谢”，电话就挂掉了。

说实话，打完电话，一忙起来，我就把她打电话咨询这事忘掉了。直到几天之后，再次接到她的电话。我以为她还是要咨询，结果她说她在我们单位附近办事，想顺便到我这儿坐坐，问我方不方便。虽然工作很忙，但我哪里好意思说不方便。很快她就在我办公室门口出现了。

坐下来，话题很自然地就回到了她咨询的那件事上。我问她她朋友现在怎么样了?她回答得含糊其辞。我感觉她似乎不愿多讲，也就不再追问，接着聊其他的。但我注意到她明显有些心神不宁，经常聊着聊着就会走神，似乎心里藏着一件什么大事，想讲出来又疑虑重重。我想问，但想了想还是闭嘴了，如果她想讲肯定会主动讲的。

果然不久她就讲了，她似乎鼓足了勇气，才把那句一直想说的话说出口：“其实，我说的那个朋友就是我自己。”听到这句话，我不由大吃一惊，坐直了身子认真地重新打量起她。她几乎与多年前没什么大的变化，人仍然打扮得很精致，只是气色上稍微差了点。我无法把她讲的发生在那个“朋友”身上的事与她联系起来。但看她的神态，不像是在开玩笑，事实上也不会有人拿这种事开自己的玩笑。

我不知道该如何接话，只好问：“怎么会这样?”

她的眼泪差一点流了出来，我看她控制了半天，才把眼角那点泪花逼了回去，或许她也注意到了还有我的其他同事在场。然后她才跟我叙了原委，说她当时刚生完二胎，心情很抑郁，才会做出那样的事。

“现在情况怎么样?”我问。

“已经处罚了……”

“什么处罚?”

“拘留五天。”

这些都在我的预料之中，所以我并不感觉特别吃惊，只是吃惊她怎么会做出这么不理智的事来，这实在不像是她的风格。即便她解释是产后抑郁的缘故，仍无法完全说服我。

“你看申请行政复议有用吗?”最后她细声问。原来这才是她找我的真正原因。

“我要看看案卷材料才能作出判断。”我说。

“那，拜托你了。”她走后，我依照程序调来卷宗材料认真看了看，证据很充分，还有她打恐吓电话的监控视频资料。那是一个小卖部，她进去后先买了件物品，然后跟老板娘说了几句话，随后拿起了公用电话机，就在这时，她回头往监控摄像头的方向看了一眼，她的面孔完整地出现在视频里。

卷宗中显示出来的她与坐在我面前的她完全不像同一个人，那是一个让我感觉陌生的形象，一个仿佛一下子丧失了理智但是又保持着些许机警的形象。

我找不出可以为她辩护的理由，即便是她说的产后抑郁，在到案后的笔录中她也完全没有提到。看完材料，我不知道该跟她说些什么，只能发出一声深深的叹息。

(张遂涛  作者单位：厦门市公安局法制支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