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书架上摆着一本封面俗艳的翻译小说《红粉大亨》，系美国作家芭拉拉·泰勒·布雷德福著，霍文翔译，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封面广告文字号称此书系“美国十大畅销小说之一”，是“继《飘》之后的又一部名著”。但看过此书的人轻易就能辨别出，这是一本盗版书：用纸粗糙，内文每页都能勾出错别字!这样不堪的书能在我的书架上占一席之地，自有其特殊缘由。

直说了吧，这是我当年的“军艺”(解放军艺术学院的简称)文学系郭同学从书摊上“顺”来送我的。这类来路“飘忽”的书，在我的近万册藏书中绝无仅有。更教我珍而宝之的是，此书扉页还赫然留着郭同学当年写就的赠言，理直气壮地简述“窃书”缘由：“农历己亥年，客居京华。孤独无奈时，与何况兄去逛金台图书批发市场。见《尼采传》，欲买，砍价时还不难看的服务小姐态度极恶劣，算了九折。气愤难消，遂见货架有《红粉大亨》一书，眨眼间逮了两本，一本送况兄，一本归己有，是谓坦白，亦算以夷制夷矣。”一个“逮”字充分暴露了酸文人的小伎俩，而这种时候还念念不忘服务小姐的容颜，更可见郭同学的心理素质足够强大。

现在回想起来，逛书店，淘书，是我两年军艺生活最美好的记忆之一。记得当年我和王同学、毛同学、郭同学最常结伴逛书店，去得最多的是万圣书园、三味书屋和风入松书店。其中淘书最过瘾的一次无疑是逛北京特价书市。

穷学生买不起高价书，北京特价书市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好去处。某年的书市设在北京图书馆(现国家图书馆)展览厅，前后持续十天。记得进书市要先买一张五角钱的门票，开市头几天，售票处始终排着一列一二百人的长队，买张门票至少要一个小时。进入书市，人更是肩挨肩地挤，不一会儿就满头大汗，但没人退却，还是想办法往书摊前钻。因为戴眼镜的人多，斯斯文文的人多，展览厅总体显得比较安静，极少听到粗声粗气的说话声。偶尔有眼镜落地的碎裂声，也只会听到一个说“对不起”，另一个说“没关系”，气氛和谐、友好。读书人的修养就是不一样。

书市除了人多，自然就是书多了，一排排书架上整整齐齐排满了五颜六色的书，一个个临时搭起来的书摊上也重重叠叠地摆放着新书和旧书。这些书都是参加书市的北京二十多家出版社直接销售的，而且是特价，一般按照定价打七折、八折或九折，也有五折、六折的(现在有网购，折扣更低，但当年书店很少打折)。依传统看法，打折的书都是旧书，或者是积压滞销的书。但当年的北京特价书市上的书却大部分都是新书，而且是质量、档次很高的书。

正因为价格便宜，书的档次又高，所以读书人蜂拥而至，倾囊抢购，仿佛抢购紧俏商品。我们军艺文学系多数同学和我一样三番五次往书市跑，直到花完口袋里的钱才算终结。王同学口袋里只有三十元钱，去书市一趟，买了二十九点九元的书，剩下一角钱，这个月的饭钱都没有着落，但他丝毫不后悔，大有宁愿挨饿也要买书读书的气概。看着求知欲望如此强烈的同学，我真感动，同时也为自己拥有这样的同学而深觉幸运。这个时候想起前些天在海淀图书城看到一个大款购书的情景，不禁又有些心酸。那位老兄选一本，后面跟着的两个伙计似的人物就从书架拿下一本，选的全是豪华本。两个伙计把一二百本高档书搬上门外停着的小轿车，他只负责付钱。那气派，了不得!我和王同学、毛同学、郭同学站在一旁默默地看，真感到眼红，不是眼红他的派头，而是眼红那些漂亮的好书。想想他老兄买书不过是装饰客厅，太可惜了。但转而又想，大款们懂得用书装门面，毕竟是好事，我们这些立志读书写书的人理应高兴才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好书能成为抢手货，这个国家、这个民族就有中兴的希望。这样的场景，现在是很难看到了。

毕业离京返回厦门时，我从铁路托运走了十大箱书。

如今，我离开部队已十年，而赫赫有名的解放军艺术学院也变成了国防大学军事文化学院，但我在部队培养的读书习惯始终没变，业余时间逛书店、淘书依然是我的最大爱好。

(何况 作者单位：厦门市纪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