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与我

我曾在朝阳门朝外大街3号居住。与以胡同构成的老北京不同，这里没有胡同，没有四合院，没有海棠、垂柳、老榆树，没有最普通的洋槐、国槐，没有街头巷尾。我居住的楼房对面是宏伟的灰白色调的部委办公区，路过的人一般只能看见门口的警卫，笔挺而精神抖擞地站着。这里除了安静还是安静，除了灯火通明还是灯火通明……

过了这条街，就是日坛北路，街边有不少的深宅大院，也有不少普遍居民小院，或三五户，或七八户。街边有菜店、文印店、 生鲜超市。每至黄昏，芳草地国际学校前人流如潮，孩子们在操场上大呼小叫、追跑打闹，门口则有10多位保卫把守，放学的人群是安静有序的。这里还有一个小吊犁汤饭店，高门脸，中国古代建筑风格，冬天的门口放一块厚厚的红色门帘。福建来的朋友都喜欢到这里吃饭，说是有北京范儿。什么是北京范儿?北京范儿就是稳当，不管见着什么牛人还是外地人，该怎样还怎样，一样的谦恭有礼。

我喜欢北京的巨大，如故宫、国家博物馆、人民大会堂。特别是夜晚，绿树红墙，华灯映照，仿佛回到了久远的古代。北京很少阴雨连天，多是阳光灿烂。我喜欢在冬日里一个人去故宫。我没有走进故宫的任何大殿，也不想知道任何历史掌故和传说。我只喜欢这里的阳光，多么清冽、干净。我在红墙下散步，在斑驳的地上徘徊，在荒草中停留。我仿佛看见了安静。我们知道城市的拥挤，比如地铁和电梯里的拥挤，还有微信朋友圈的拥挤。可是很奇怪，我就看见安静潜伏在这里，绵延数十里。

北京像一个梦

3月9日那天下午，我来了北京。人潮汹涌中，我拖着100多斤重的两个箱子，从机场乘地铁到西直门站再换乘到朝阳门站。这两个地铁站上下只靠台阶，没有电梯。我实在搬不动箱子，只好让它们沿着台阶滚下去拽上来。在朝阳门地铁出站口，一个大箱子的轮子终于不堪重负，硬生生折断了。箱子滚落在台阶上，真是颇为狼狈。我感受到路人们不同的目光，有的是冷漠，有的是同情，有的是关切。终于，有路人帮我把箱子扛到路面，再拦到了一辆的士，总算到了住所。

我来北京，要工作1年。我甚至没带多少日常用品，最要紧的是带了一箱子书。一路过来，对于体弱的我而言非常辛苦。但是，辛苦是愉快的组成部分，正像劳动是幸福的组成部分一样。我在北京，不仅是工作，还要读书写作。忙完公事，夜晚的点点灯火从外交部南街一路上透出来，越来越近，又越来越远，奇异而旺盛，漂亮极了。而楼下的大树滴着夜露，月亮也爬了上来，此情此景简直就像画出来的一样。我点亮一盏灯，有许多事情需要记下来。

教授们都热爱写作

工作之余，我最常去的地方是潘家园。李步云老师北京的寓所就在那儿。刚过85岁生日的李老师腿脚不太方便，左耳有些背，听人说话时，常用右手括着右耳。李老师一口的湖南口音，说起学习、写作、教学来口若悬河，长时间也不觉得累。李老师笔耕不辍，著作颇丰。他已出版著作40多部、发表论文80多篇，但依然雄心勃勃，计划还要再出10本书。我的另一位老师——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李德顺也不停地写论文、出专著。几个教授看似在做同样的事情，但其实风格迥异。不仅是内容不同，在“为谁而写”上也是相当不同的。意识到这一点，我感到非常的重要。对于李德顺教授而言，写作犹如带孙女去公园游玩一样令人心情愉悦。李德顺教授是哲学家，近几年他从哲学角度研究中国的法治建设，有许多不凡的洞见。显而易见，著书立言让他身心愉悦。

我也经常撰写专业论文、红头文件、领导讲话稿，但是感到这并不是一件令人愉悦的事情。虽然不都像英国作家奥威尔所言“写一本书像是一次令人恐惧、身心俱竭的苦差，就如同要长期忍受病痛的折磨一般”，但这确实是一项辛苦的工作，需要相当多的时间，需要高强度的体力，需要全身心的投入。就像运动员要坚持不懈地在运动场上进行训练一样，写手们还要不间断地自我学习，以避免被人误导或被别的学科吓傻。但是为什么我还乐意当写手呢?夜深人静，当我一次次地修改论文，直到完全满意为止。能够把自己的司法实践提炼成理论成果，给工作提供一个全新的视角，这样一种巨大的满足感，也许是千百个忙碌如蚁、行色匆忙的人士所艳羡不已的。

(黄丽云  作者单位 :福建省司法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