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习近平主席签署公告，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周年前夕，对九类犯罪分子实施特赦。这是建国后的第九次特赦。此次特赦草案明确规定，对犯贪污受贿犯罪、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严重暴力性犯罪和有组织犯罪的主犯以及累犯等，不予特赦。看来，那些关在大牢里的贪官，就别奢望被特赦了。

不赦贪官，不仅是本届政府的决定，也是历朝历代政府的基本共识。

唐朝国力最强，好事最稠，大赦也最多。贞观四年，唐太宗下令大赦，包括死刑犯在内的囚犯一律赦免，但规定官吏枉法贪财者不赦。开元二十年，唐玄宗下令大赦，同样规定犯赃贿不予赦免。宋太祖在位16年中两次大赦，也规定官吏受贿者不赦。金世宗完颜雍也曾颁布有关条例，明确规定:“吏犯赃罪，虽令赦不叙。”明洪武十八年，户部侍郎郭恒串通中央六部及府、州、县的一些官员作弊，侵吞官粮2400万石，全国各地卷入此案官吏多达数万人。案发之后，朱元璋大为震怒，将涉及案件的数万之众全部处死，并昭告天下:“朕召有司除奸，顾复生奸扰吾民，今后有如此者，遇赦不宥。”以后的皇帝们也曾多次下达赦令，但均强调贪官不能赦免。

历朝历代都不赦贪官，固有前后沿袭的因素，但更重要的是，历代统治者都有一个基本共识，即贪官的危害性比任何一种罪犯都大，因此，谁都能赦免，就是贪官不能赦免。以今日中国的法律制度而言，虽然有特赦、减刑、假释、保外就医等司法政策，但无论如何，对贪官重于其他罪犯的危害性，一定要有清醒的认识，因此，对贪官“法内施恩”如特赦、减刑、假释等要慎之又慎。

贪官与小偷比，小偷偷10000元，失主损失就是10000元，而贪官受贿10000元，就可能造成国家成百上千倍的损失。福建厦门走私大案中所有贪官受贿总额不到两个亿，可是他们造成的关税流失高达300多亿元。据经济学家匡算，腐败每年给国家造成的经济损失就有数万亿元之巨。可见，贪官比小偷更可恶百倍千倍。

贪官与卖假货的奸商比，奸商骗人钱财，所得有限，又极易被人识破;贪官卖官鬻爵，不仅自己中饱私囊，还养出一批新贪官，四处祸害百姓，败坏党和政府名声。那些卖官书记、卖官专员、卖官市长，其治下一片乌烟瘴气，腐败塌方，民不聊生，怨声载道，其危害不是比奸商要大得多吗?

当然，这绝对不是为小偷、奸商等犯罪开脱，这样比较，无非只是想强调，贪官造孽，由于其特殊的地位、能量和影响，对国家对社会对民众的危害比一般刑事罪犯要大得多，因而对他们更不能心慈手软，不能被他们伪善的鳄鱼眼泪所迷惑，不能以纪律处分代替刑事处罚，不能“一个官帽顶几年刑”，使其重罪轻判或蒙混过关。封建社会尚能坚决不赦贪官，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更应制定出严厉可行的法律条令，严惩贪官，除恶务尽，决不能让其逍遥法外。

(陈鲁民 作者系中国作协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