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古城检察院唯一的女检察官，我的职责主要是办理与未成年人有关的犯罪案件。

刚休完假回来上班，一起性侵未成年人的强奸案件交给我审查起诉。这不到一百页的案卷材料，就像一块巨石压在我心头——不是因为嫌疑人于老都，而是因为那个未成年小女孩，也就是本案的被害人喜姐。

喜姐只是这孩子的小名，她另有大名。喜姐的家，在一个叫坳背的小自然村。由于不通车，我们到了村部之后，改成步行前往。村干部老张带路，我和检察官助理小方跟着。走了半个多小时，我们见到了一座一层的红砖新房，老张说，新房是去年精准扶贫，用政府补助的资金建成的。屋里有两个四十多岁的男女。老张介绍，这就是喜姐的父母亲。他们正逗一个躺在婴儿车里的孩子，五六个月大，正咿咿呀呀地手舞足蹈。我猜想，这应该就是喜姐的儿子了。看到孩子，我的心情愈发沉重。

老张介绍来意后，喜姐父亲平静地招呼我们坐下。口气中，我能感觉到他并不怎么欢迎我们这几个不速之客。或许因为厌烦了太多人来打扰，或许因为这样的事让他觉得太不光彩。坐下后，我说，喜姐不在家吗?喜姐父亲说，刚好去摘菜了，一时半会怕回不来。我说，没关系，就边聊边等她回来，我们就是来看看她。

喜姐这名字是她父亲给取的。她父亲是单传，结婚后生了第一个是女儿，欢喜之余不免有些遗憾，就给女儿取名为喜姐，希望这个姐姐能招个弟弟来。喜姐父母一直在做小工，一家人日子过得平淡而安稳。然而天有不测风云，喜姐五六岁时，父亲的视力竟然莫名地模糊起来，即便是戴上眼镜也无法改变。她的母亲则因为一次意外，从田埂摔下撞破了头，落下个失忆症。生活上不能完全自理，只认得回家的路，偶尔也还能做一些简单的家务。自那以后，喜姐的弟弟也就没有了下文。而喜姐也挑起了与自己年龄不相称的担子：煮饭涮碗、洗衣打扫、喂鸡喂鸭。近七八年来，因为治病，喜姐家花光所有积蓄，还欠下大几万的债务，一家的生活要靠政府低保和村里的各项补助来支撑。喜姐去年考上初中，却因为怀孕生子，初中没读完一个学期就辍学回了家。

大约过了半个钟头，喜姐还没回来。我想不能再等了，就让老张带我们到菜地看看喜姐。

老张引着我们走了十几分钟，来到一片金黄色的稻田旁边，老张说喜姐就在前面菜地里。顺着他指的方向，我们看见一个穿红白相间衣服的女孩时起时蹲地在菜地里晃动着。往北一个山坡上，立着一座寺庙，看着非常扎眼，老张说那就是白云寺。我示意老张先不要惊动喜姐，先去白云寺看看，因为那是案发现场，必须去看一下。庙很大，但没什么香火，也没有庙佬。老张说本来香火就不旺，自从发生案件后，就没人愿意来接替于老都当庙佬了。老张又说，于老都六十来岁，早年妻子病逝，有一个二十多岁的儿子外出打工，至今没有音讯，于老都就来当起了庙佬。他看到喜姐经常一个人到菜地干活，就动了坏心。

走出白云寺，当我们来到喜姐身边时，她很是吃惊，好像不知又发生了什么。她认得老张，瞬间就镇静下来，喊了一声“大伯”，声音像是从喉咙里挤出来的，稚嫩而细微。当我听到喜姐的声音时，内心忽地掠过一丝细微的惊颤。老张对喜姐说，你不用怕，这两位阿姨是城里检察院的，专门来看看你。喜姐显得不知所措。我尽量放松自己，微笑着面对喜姐，以免引起她的不安。喜姐的个头不到一米五样子，略显瘦弱的身材与其他同龄的女孩相差无几，穿着洗旧了的红白相间的校服。

喜姐家的菜地不大，地里的蔬菜还挺丰富的。我问喜姐这些菜都是你种的吗?她有点胆怯地说是的，接着又说很多人帮了我……我说我们来帮你摘吧!喜姐慌忙摇着手说不要不要，已经够了，正准备挑回家呢。我说，那我们一起回家吧!小方也是农村出身，立马挑起菜与老张走在前头。我拉住喜姐的小手说，我们一起走好么?喜姐开始像小兔子一样惊恐地想躲开我的手，但还是被我拉住了。我们边走着边说话，我问喜姐想不想再回去上学，她扬起圆圆的还带着汗渍的小脸说不知道，接着又反问我，我能行吗?黑亮的眼睛似乎充满了期待。回家的路上，喜姐将我的手越抓越紧，就像女儿拉着母亲的手，生怕自己丢失一样。

离开村子后，回来的路上我满脑子都是喜姐的这个名字。她才不过十五岁啊!这么小竟然还要哺育一个孩子，身有残疾的父母能帮她多少?接下来的日子他们一家该怎么过?如何来帮助和保护她?我脑子里不时闪现出一些词：检察建议、司法救助、低保、户口、上学……

回到检察院的第二天，我就向领导汇报了自己的想法。随后的几天，我马不停蹄地去法院、公安局、教育局、民政局找有关人员，只用一周时间，我将于老都强奸案向法院提起公诉，向公安局、民政局发了检察建议。一个多月后，于老都被判刑十二年;喜姐和她儿子五万元司法救助款也到了位，公安局、民政局也对检察建议作了回复，说是喜姐的儿子上了户口，并且喜姐和她的儿子被纳入了低保;而教育局也回电话说，正在部署全县教育系统防性侵“护苗行动”，同时考虑将喜姐转到其他中学继续学习。

想着喜姐的未来，此时的我感觉心里轻松了一些……

(任锦铭 作者单位：长汀县人民检察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