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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亡国之兆”与“兴国之光”

2020-08-31 14:49:16 来源:福建法治报

《韩非子·喻志》中载:“昔者纣为象箸,而箕子怖。”贵为一国之君的纣王用了一双象牙筷子,太师箕子为何感到恐怖,因为在他看来,象牙筷子必配犀碗玉杯,必盛山珍海味,吃山珍海味的人必住琼楼玉宇、必备锦衣华车……箕子从一双象牙筷子中看到了纣王的欲望膨胀,深为殷商王朝“亡国之兆”而担忧。果然,“居五年,纣为肉圃,设炮烙,登糟丘;临酒池,纣遂以亡。”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崇俭戒奢,几乎是一个无代无之的话题。在《贞观政要》中,有多处直接向皇上建言戒奢的,今天读来仍感振聋发聩。大理丞张蕴古上奏唐太宗李世民的《大宝箴》中这样说,“所居不过容膝,所食不过适口”,明白了这个道理,建什么“瑶台琼室”,搞什么“糟丘酒池”,也就毫无意义了。这是从最实际的角度讲的。

太宗皇帝的一位后妃徐惠在给李世民的一份奏折中则这样说:那些珍奇的玩物和浮华的技巧,如同导致国家败亡的刀斧;那些珠宝玉器和华丽的服饰,如同惑乱人心的毒药……在裹微的世俗中张扬华丽的东西,实际上在败坏淳朴敦厚的民风。由此可见,漆器本身并不会引发叛逆,桀制造了它,致使诸侯叛离;玉杯本身不会招致灾亡,纣使用了它,却使国家灭亡。经验证明,奢俗靡丽的苗头是“人叛”“国亡”之源,不可不予以遏制。一个锁在深宫的后妃,能从前朝的败亡中悟出这样一番道理,实属难能可贵,至今仍对我们有警示作用。

古今中外,俭兴奢败的例子数不胜数。一个国家的兴衰如此,一个人也概莫例外。历史上,富甲天下的邓通饿死街头,富可敌国的石崇收监问斩,贪恋专权的刘瑾招致凌迟,国之巨贪的和狱中自缢……“俭,德之共也;侈,恶之大也。”奢侈的潘朵拉盒子一旦打开,就会一个欲望推动着另一个欲望,一种贪婪紧随着另一种贪婪,其结果必然是欲壑难填而自取灭亡。

深谙历史发展规律的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武器,深刻地总结了历史上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并根据自己的历史经验,把崇俭戒奢、艰苦奋斗提到了一个崭新的高度,形成了共产党人独具特色的作风和品格。

抗战时期,著名爱国华侨陈嘉庚先生回国考察,在陪都重庆,他看到了国统区的达官贵人在民族危亡关头,仍沉湎于灯红酒绿、歌舞豪宴之中,“前方吃紧,后方紧吃”;而在延安、在共产党所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却官兵一致、同甘共苦、生活俭朴、蓬勃向上,呈现出一派兴旺景象。对此,陈嘉庚先生感慨万千,痛斥国统区的腐败奢靡,把中国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军队身上。

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斯诺,在其《红星照耀中国》一书中,不仅描述了共产党人的坚韧和执著,而且通过对其领导人个人生活的描述,展示了他们独具特色的人格魅力。财政部长林伯渠,慈爱的脸上架着一副眼镜,一只脚架已经断了,用一根绳子系在耳朵上;红一方面军司令员彭德怀,同部下一样仅有两套制服,另有一件用缴获的降落伞做的背心。在斯诺的笔下,还展示了红军大学——一所独特的高等学府,“以窑洞为教室,石头砖块为桌椅,石灰泥土糊的墙为黑板……”感慨之下,他将中国共产党人这种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精神称之为“东方魔力”,并断言这是“兴国之光”。

恩格斯说:“在崇高的土地上,必然成长起许多高尚的精神。”回溯历史,从井冈山、延安到西柏坡,从“两个务必”到中央“八项规定”、反“四风”,我们党历来提倡艰苦奋斗,反对奢靡享乐。正是这“东方魔力”,使人民认识到共产党人的无私和伟大;正是这“兴国之光”,使人民坚定了听党话、跟党走的决心和信心。忆往昔峥嵘岁月,对于在危难中诞生、在艰险中成长的中国共产党而言,崇尚节俭、艰苦奋斗精神又何尝不是保持青春与活力的秘诀所在?

“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勤俭建国家,永远是真言。”朱德元帅的诗句道出了历史的真谛。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谨记“亡国之兆”,常思“兴国之光”,自觉以俭立身、以俭育德、以俭养廉,我们就能跳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率”,永葆艰苦奋斗的政治本色,让“兴国之光”照亮前行的路。

(向贤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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