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白建军《罪·恶》

《罪·恶》

白建军 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本书是作者在北京大学开设的最受欢迎的通识课程之一——犯罪通论的基础上，经过十余年的积淀与精心讲解，编 写成的一本极具可读性的通俗读物。

北京大学法学院的白建军教授写了一本研究犯罪学的书《罪·恶》。他说，过去，华罗庚上车间讲高等数学，用绳 子打比方就可以讲优选法，讲得大家都鼓掌，都能听得懂。他写书追求的笔法不是那种正襟危坐的学术著作，是让 “坐地铁的人”看，要十分的通俗易懂。

白教授用十二宫格体写犯罪学，这是一个有趣的发现。他把复杂的犯罪行为拆开来洗干净。“罪与罚”因为有“刑 罚不仁”，因为有滥刑，因为刑罚的适用会剥夺公民自由，所以才有除刑。纵向看，动刑、除刑、量刑、用刑，是 刑事法制的四大环节。犯罪性决定动刑，犯罪化决定除刑，犯罪规律决定量刑的轻重，加害和被害的互动决定要平 衡他们关系的用刑。白教授示范了一个不知疲倦的思维过程。

罪与恶并非总是同义等值的。按照罪大必定恶极的逻辑，一个人一旦在法律上被定罪，便被抛入道德泥坑。或者， 一旦被认为为恶，便有几百个刑法上的罪名恭候，定罪是迟早的事情。科学理性地对待犯罪是一个文明、文化成熟 的标志。贝卡利亚说过：刑罚的威慑力不是来自其严酷性，而是因为其不可避免。犯罪率与重刑的相关性大小，所 谓行政有效性也就是行政机关发现犯罪的效率，我们都知道犯罪最猖獗的时候往往会用最严酷的刑罚，正所谓“乱 世用重典”。中国古代有很多皇帝，为了防止贪污腐败，大搞严刑峻法，比如朱元璋亲手写定的《大诰》规定，抓 到贪官直接剥皮，但明朝还是死在了官场腐败上。可见，严刑峻法不可能阻止犯罪，因为严刑峻法消除了边际威慑 力。

什么叫边际威慑力?就是犯罪越重，惩罚越重。打个比方，绑架罪要判10年，杀人罪判死刑，为啥绑架罪轻判、杀 人罪重判?这是为了警告犯罪分子，你绑架坐坐牢还能出来，可你要胆敢往前一步，把人杀了，一定杀无赦，这就 保护了人质的安全。但是，严刑峻法却让这种震慑没用了。比如说，绑架罪一律都判死刑了，那如果我是绑匪，绑 了人是死，杀了人也是死，但只要人质活着，他就很可能会举报我，那我为什么不灭口?严刑峻法之后，死刑对绑 匪的边际震慑力完全没有了，结果一定是绑架罪减少了，杀人罪增多了。

这几年朋友圈多次见到的一个论调，拐卖妇女儿童的都该判死刑。从情感的角度讲，拐卖人口会给受害家庭带来严 重的伤害，甚至造成家庭成员终身的心理创伤，不杀不解心头之恨。但是一个非常现实的考量是，如果每个拐卖妇 女儿童的犯罪分子都被判死刑，那么一旦有被发现的可能，他们就更有可能直接杀死受害者，掩盖罪证，这无疑将 造成更大的伤害。从这个角度来说，并不是刑罚越重越好。刑罚所解决的是整个社会重要的行为“硬边界”问题， 所以要追求理性，要有普遍意义上的正当化源头，才能经得起现实的反腐拷问。追溯这种合理性的源头，看似无关 紧要，其实却关系到法治的社会根基。

法治的社会根基是什么?最近揭露的“纸面服刑”案件，让人倍感沉重。内蒙古发生了巴图孟和案，巴图孟和一天 监狱都没有进，靠的是保外就医，而且一张保外就医证明多年“有效”。北京郭文思减刑案，则是违法减刑，其父 以金钱“开道”，通过多人运作，他先后9次被减刑。刑罚的各项功能，包括对罪犯的惩戒和改造，对被害人及其 家属的安抚，对潜在犯罪人的警戒和威慑等，都需要通过罪犯服刑来实现。一个案子涉及的三方：受害者、加害者 、司法者，变成了受害者、付钱者和收钱者。除了受害者，加害者没有了，变成了付钱者;司法者也没了，变成了 收钱者，法律的功能当然也就没了。法律对犯罪行为的定性和定量，变成了帮助司法者计算收钱的数量。于是，加 害者付了钱逍遥法外，司法者收了钱中饱私囊，只剩下了受害者，四顾彷徨，茕茕孑立，冤沉大海。

读完此书，会有一种从一场沉重、阴郁的噩梦中醒过来的感觉。我想说的是——为什么我们要读一本这样的书?不 是为了搜集知识，体验人生，其实在于跳出思维围城，去观察其背后的本质属性。罪犯破坏的是具体利益，不受约 束的权力破坏的则是抽象规则。所以犯罪和罪犯是法律惩治的对象，而不是对手。法治真正的对手是不受约束、肆 意任性的权力，它动摇的是法治的根基，是人们对法治的信仰。

(黄丽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