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作家索尔·贝娄说，一个人的一生可以用几个笑话来概括。是否也可换一种思维和说法：一个人的一生可以用几本书来概括?如果这句话成立的话，有那么一本书会成为其中之一，与它有关的故事构成了我人生路上的一道深坑，这道深坑虽然被时间填平了，但我内心的隐痛永远被埋在里边。

这本书叫《文章学与语文教育》。一部小众的学术著作，属于文章学与语文教育交叉学科的研究，主编是河南师大曾祥芹教授，上海教育出版社1995年4月出版。书的扉页右下角有我的笔迹：1999年5月购于洪山书城。洪山书城在我就读的师大北门的斜对面，是当年我常常光顾的地方。

学生囊中羞涩，买一本书不亚于找一个女朋友，反复掂量价格、权衡用处后才出手。我记得很清楚，当时买《文章学与语文教育》出于两种考虑：一是近需，一位朋友托我写一篇语文教育方面的文章，需要阅读相关书籍，而这本书出现得正是时候;二是远虑，为毕业后可能从事的语文教学做些资料储备。

书快速翻看完毕，受之启发，写成一篇《语文教学与人文精神重构》的文章，三个月后，刊发于一本关于语文教学与研究的刊物上。这本刊物系我们师大文学院主办，在中学语文教育界拥有巨大影响力，我一个在校生能亮相此刊与有荣焉。拿到刊物我异常开心，不仅重读了一遍自己的文章，而且从头至尾读了他人的文章，没想到的是，教授我们“语文教育学”的老师也在这期上刊发了一篇谈文章学与语文教育的文章。与自己老师的文章同期，又为一荣，我迫不及待读完，读完后觉得有些段落似曾相识，翻开《文章学与语文教育》对照，发现老师四五千字的文章里有两千字与书中内容雷同，不少地方一字不改。

一个令人不安的词跳进我的脑海：老师抄袭。

实话说，“语文教育学”这门课并不受中文系我们这帮眼睛生在脑门上的学生的待见，认为没啥学术含金量，上课时多是混日子或看其他书，恰巧教授这门课的老师又不受我们待见。这位老师“草根学术”出生，从中学教师岗位调至师大文学院任“语文教育学”副教授，这一点倒不重要，英雄不问出身么，主要是他身上有两个毛病让人生厌：一是每次上课没讲几句，就会来一句“这个问题请参阅我的某一篇文章，见某某某杂志，哪一年哪一期”，总是这样说，说多了不就成了一种炫耀吗?且多是一些中学语文教学杂志，我们哪儿找去呢?一种没啥学术含金量的炫耀令人生厌。二是总喜欢拿期末考试不及格来“威胁”我们。谁翘课了，点名没来，他板着脸孔便说，再缺几次课期末就不及格了啊。那年这位老师出了一本“语文教学论”方面的新书，他几次在课堂上以不容商量的口吻对我们说，我的书每个人都要买啊，不买期末不及格。哎，这话儿说得太没风度、太让人不舒服了。我们很多老师出了书，也会在课堂上“推销”：我出了部什么书，与我们专业相关，如果哪些同学想要，可找课代表登记购买，我会打折哦。看，这话儿听起来多舒服。

我兴奋地将这位老师涉嫌抄袭的事说与了同寝室的兄弟们听，我询问大家：要举报吗?不容置疑，大伙儿异口同声：举报。我知道这种不容置疑的口气里包含了对这位让人生厌老师的报复性的“回敬”。

由此，我写下了平生第一封也是最后一封举报信，举报我的老师论文抄袭，涉嫌学术不端。举报信的落款，我没有写下自己的真实姓名，署名“一个读者”。信写好后，交与寝室兄弟们传阅，他们纷纷为我竖起大拇指，我沉浸在一种英雄义举的气概里自我陶醉。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况且吾不爱吾师——我用这句话来为我的行为寻找理论依据。

举报信发出去，宛如一颗小炸弹扔出去，爆炸的冲击波辐射到杂志社和师大文学院。

证据确凿，事实清楚，我的老师迅速且绝望地承认抄袭事实，接受批评并在文学院全体教师大会上检讨。据与会老师后来说，检讨时那位老师流下了真诚的悔恨的并乞求全院教师谅解的泪水。

我的那位老师为此付出了沉重代价：被调离教师岗位，到文学院资料室管理资料，乏味且无趣的资料室工作几年后，他申请“援疆”，到新疆一所师专任教，几年“援疆”结束后回到师大文学院，一直没有再安排具体工作，没几年就黯然退休了。

我的留在师大的同学不时会碰到那位老师，告诉我那位老师整个人垮下去了，目光空洞呆滞，穿着草率，身形虽然高大，但也如孔乙己一般萎靡落魄了。同学在电话里对我说，我的那封举报信几乎毁掉了那位老师后半生——这句话让我内心一震。我问同学那位老师知道是我举报的吗，同学说具体不知道是谁，但知道是自己学生举报的。

如今二十年过去了，每每想起同学对那位老师落魄样子的描述，我便深深自责和悔恨：他的一次学术不端，就该承受如此残酷和绝望的后半段人生吗?我的回答是否定的。我一次次想，如果我没有买下那本少有人问津的《文章学与语文教育》，如果我没有同那位老师在同一期刊物上发表文章，如果那位老师没有那么令我们生厌……

如果在今天，在告别了意气用事的青年时代的今天，在经历了诸多人生风雨的今天，如果再一次让我遭遇此事，我敢肯定，我不会写下那封对自己老师的举报信，我会私下里写一封信给那位老师，提醒他他的论文可能抄袭了别人的文字。然后一切到此为止。

举报事件大半年之后，我毕业离校，离校时清理书籍，我将《文章学与语文教育》和我购买的那位老师的著作留给学弟，没有带走它们，我想彻底忘记这件事，但这一奢侈的愿望没有达成，相反在往后的日子里它时不时跳腾在我心间，让我不得安宁。

写下此文，但愿一切都随风而去吧。我要对那位老师说：对不起!

(石华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