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年，父亲每每和人谈到我这个儿子时，总觉得有点愧疚。就像，读中学的那几个年头，每每和同学朋友谈到父亲时，我总直言不讳，说父亲 “用黑手毁了我的幸福童年”。

父亲的手的确黑，精瘦精瘦的。他用这双黑黝黝的手，有波无浪地操持下一家老老少少十余口人，在那些个匮乏的漫长岁月里不饿肚子的生计。当然，能有这样的认识，是我怪罪父亲相当长一段时间后的彻悟。

一切怨愤的导火索，缘于老家木屋一侧的两棵树。我们这些娃，心心念念的两棵树，都是父亲野外挖幼苗回来种植的，一棵梨树，一棵李树，这两棵树每年都硕果累累。

梨树结出的梨，不能用“个”来形容，充其量只能用“粒”来考量，涩而无味。李树倒好，结出的是黄李，五六月份成熟，乒乓球大小，酸酸甜甜的。只是，每到成熟时日，就不知从哪儿闯出一群长尾黑鸟，不出三日，便将满树李子吃得个片甲不留。

就是这样的两棵树，被我们这些村娃们奉若珍宝。放学或平日里路遇，只要习惯性地对伙伴们一说“我在树下等你”，定会得到热腾腾的响应——无论春夏秋冬，只要不是冰雹雨雪。这是怎样的两棵树呀?其实，这树实在再寻常不过了。两棵树相距不到四米，梨树高，李树矮，但两棵树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都在五尺左右高的地方，同向开了个叉，放上一根硬实的竹竿，便成了村娃们翻转嬉闹的单杆。

我们到山里砍来木通果的藤条，绑到横杆上做荡秋千。后来，我们又在摸索中学会了做类似于引体向上的竞技，以及在横杆上玩平衡术，等等，反正怎么玩都乐趣无限。

也正因为这两棵树，我成了小村二十多位村娃中说话较有分量的两位“孩子王”之一。另一位“王”，年龄比我小，我心里是默认他为“哥”的，因为他家开了小村唯一的杂货店。当然，我也十分清楚，因为家中的这两棵树，我在他心目中也是有绝对的举足轻重的分量的。

有时天一亮，听到家里的狗吠，便由此断定村中、村尾，或村子对面的伙伴来玩了，便立即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利索地起床，跑到树下汇合。常有惊喜，也常有失望，但诱惑力经年不减。有时晨起，被父亲叫去放牛，看到伙伴们来找，父亲便会极不乐意似的自言自语：“就知道玩玩玩，都不会帮家里做点事。”我是个听话的孩子，只好恋恋不舍地流着眼泪去牵耕牛，一步三回头。走出不远，父亲就追了出来，人家都来了，就陪他们耍耍吧。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好个快活。

两棵树，不知给童年带来了多少喜乐。到山外求学当寄宿生那年的一天，我们几个村娃分手回家时约定，次日上午在树下相聚，不见不散，还相互拉了勾。可是，残酷的现实告诉我们，在三天前，父亲已经把两棵树砍倒了。理由是，家里要较大规模地种植袋装香菇，这里要建烘烤房。天生急性子的我，那时正进入叛逆期。如今想起那一场景，依旧历历在目。我把眼睛瞪得通红，哭着找父亲算账：“村空地那么多，为什么要紧挨着房子，把烤房建在这里?你给我赔，立马长两棵树出来。”父亲是个暴躁如雷的人。但那天他什么都没说，脸上始终陪着笑脸，一个劲地表示道歉。让他感到回天乏力的是，始终无法得到我的谅解。

知道父亲要把烤房紧挨着木屋建，是为了晚上看管火候方便;知道父亲为砍这两棵树，曾一连几十天辗转难眠，等之再等之，是许多年后，我从母亲的一次次无意间的话语中感知出来的。听邻居说，砍树那天，父亲还特意叫母亲按家乡最高礼节燃放了鞭炮哩。啊，父亲，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这些呢?可是，他早告诉我，我又是否能理解呢?

如今的我，依然一次次在梦中，回到那两棵树下驻足，等候我的童年伙伴，遥想我那已上天堂的父亲……

(李宣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