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年初始，闽西大地，处处“春花笑吐红”。

一行人来到漫坡遍野散落着幢幢圆土楼、方土楼的永定，沿着一段新拓不久的曲里拐弯的乡村简易公路，走进了那方土地近年声名远播的一个叫“伯公凹”的极小极小的村子。在凹里的烈士后人邹广敦的带领下，人们由下凹向上凹攀登，和风拂面，林木苍绿，极目远眺，山岭莽莽。小径两边葱茏茂盛处，鲜艳的旗帜猎猎招展……

很难想像，这里曾经充满着凶险和血腥。透过历史的烽烟，我们仿佛看到不远处，几个身材不一的“首长”手擎油纸伞，头戴破斗笠，脚穿破草鞋，在黝黑、精瘦、干练的交通员保护下疾步行走。

来到凹上，但见两省交界处，有一座小小的伯公庙。庙里，有一盏极为普通的油灯。当年，被护送的风尘仆仆的革命先辈感到疲惫不堪之时，交通员总会遥指凹口鼓励道：“等到了伯公凹，看见那盏油灯，我们就到家了。”因为，庙里的那一盏油灯，虽无专人养护，却总有人不时为其添油、剪芯、擦拭，数百年来灼灼燃点，从未熄灭。伯公，在客家民间信仰中是守护神的象征，伯公庙里的那盏灯，自然鼓起了革命者暗夜里艰难前行的勇气和力量。有灯，就会看到希望;有路，就能走向光明。

凹上的这盏灯，不啻希望之灯、信念之灯。

客家地区，有很多类似“伯公凹”的地名。所谓“伯公凹”，指的是设有伯公神位的山坳。客家人把土地神列入叔伯的辈分，曰“福德伯公”。“伯公”的称谓，让土地公公亲切得仿佛是乡民的家人。客家地区的地头、桥头、水边、山下、道旁、大树下……伯公的神位无处不在。每年的农历六月初六是“伯公生日”。虔诚的客家人要给各处伯公上香、敬茶、办三牲、果品敬祀，以祈求五谷丰登、合家平安。

这座“伯公凹”村子地处闽粤交界处，一脚踏两省。一边是福建永定城郊镇桃坑村，另一边是广东大埔茶阳镇党坪村。伯公凹分上凹、下凹两个自然村，上凹姓曾、下凹姓邹，两村相距不过数百米。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为了便于上海党中央与中央苏区的沟通联系，打破国民党反动派对中央苏区的反革命“围剿”及严密的经济封锁，党中央决定开辟一条从上海出发，经香港、汕头、大埔、清溪、上岸后进入闽西永定、上杭、长汀，最后到达红都瑞金的秘密交通线，这也被称作为中央红色交通线。

当年伯公凹的交通员，就常年活动在这条隐蔽且险象四伏的交通线上，他们的身影经常出没于这条蜿蜒仄折的山路中。

邹广敦眼里含着泪花，嗓音有些哽咽。他道，敌人为了抓捕交通员和恐吓群众，曾经三次纵火烧毁了这个小村子的房子，现在还可以在土墙上清晰看到当年大火焚烧而留下焦黑的痕迹。反动派当年疯狂逮捕并残忍杀害交通员及其家属，上凹被杀了近二十人，不足三十人的下凹被杀了十三人。他们中，“七烈士”的牺牲堪称英勇悲壮，血透青史。

七烈士之一的邹作仁，是邹广敦爷爷的亲叔叔，是他们家族的核心人物。1927年到1928年，他和张鼎丞在大埔县清溪的宝灵寺、镰子墩、长治公学等地一起以教书的名义筹办农会，发展土地革命。1928年6月张鼎丞发动永定暴动后，1929年2月，邹作仁也成功地策划了广东大埔的埔北暴动。在发动这个暴动前，邹作仁为了不连累他年轻贤惠且未生育的妻子，他极力劝其改嫁，这是为何?因为邹作仁知道，他所做的事情，足以让国民党对他杀头诛九族，所以他狠下心，决绝地要求他的妻子改嫁。妻子开始不答应，最后不得不接受丈夫的良苦用心。改嫁后，她与后任丈夫一起出资帮助邹作仁购买枪支弹药搞暴动。“古有休妻者，谓之不贤;而弃妻者，谓之不惠”。在那个年代，只有不贤不惠的妻子才会被休弃掉，而邹作仁的“嫁妻”，是一种惊天泣地的忠义大爱。这个故事流传甚广。1930年开始，在邹作仁的组织和动员下，他的亲哥邹端仁、堂兄弟等共十一位邹氏家族兄弟被他从广东召集到伯公凹，参加红色交通线的秘密守护。1932年，邹作仁在广东大埔三河坝护送重要的军需物资——“擦枪油”的时候，不幸被国民党钱大钧的部下发现而被捕。当国民党兵知道这位就是他们苦苦缉拿已久的共党头目邹作仁后，欣喜若狂，连夜送往军部邀功请赏。因邹作仁的影响大，反动派对他的杀害是秘密施行的。

邹端仁，邹广敦的曾祖父，伯公凹交通站的主要负责人，他当时不仅负责整个交通站的工作，苏区还交给他一个特别的任务——采购最紧缺的盐巴。其时国民党对中央苏区采取了铁桶式的封锁，特别是对食盐的封锁极其严苛，因为他们知道，人一旦没有盐吃就会浑身无力，红军战士就没有办法扛抢打仗与他们作对了。反动派规定只准周边的百姓用小竹筒每天定量定点地购买食盐。邹端仁想尽办法发动群众及嫁到广东的六位妹妹及众多外甥每天去排队购买食盐，收集到一定数量后，邹端仁就自己带着交通员从广东挑到伯公凹。1934年7月的一天，邹端仁和一男一女两位交通员，从广东的清溪挑着食盐至距离伯公凹4公里的党坪村时，被国民党大埔民团的匪兵捕去。他被关押了二十几天，受尽酷刑，敌人要他交代食盐来源。邹端仁宁死不屈，敌人将他吊在埔北中学的一棵大树上，当着十里八村的乡亲和亲属的面，对他进行严刑拷打。邹端仁被打得皮开肉绽、血肉模糊，但他一个字都不吐露。无计可施的反动派便让士兵站成一排，端起枪，把他当成活靶子射杀。一瞬间，邹端仁被打成了血筛子，哗哗地往下淌血。敌人最后往他的尸体上浇煤油，点火焚烧。他的大女儿邹桂英，时年17岁;二女儿邹春英，时年十三岁。她们回忆说，当时给父亲收尸，看到父亲被烧得像咸鱼干一样，其惨烈景象，挥之不去，以致俩姐妹一辈子都不吃咸鱼干，看到咸鱼干就钻心痛肺。

邹春仁，广敦爷爷的堂叔，1933年5月，他在香港采购了一批电台配件。那个时候，电台是宝贝疙瘩。他送电台配件到桃坑站的时候，被国民党军包围，邹春仁和李寿科两位交通员为了掩护其他同志安全转移电台配件，手握双枪，把敌人引到巫屋村的后山。李寿科被乱枪打死，壮烈牺牲，敌人割下他的头颅，送到永定县城示众。当同志们和亲属找到邹春仁的时候，他倒在半山上一棵大树下，身上被打出一片血洞，肠子流了一地。亲属悲愤地将他抬回伯公凹后山安葬。

邹昌仁、邹佛仁俩兄弟，因叛徒出卖被国民党兵抓住。邹昌仁被捆绑在门板上，敌人对他采用了灌辣椒水、竹签钉手心等酷刑。他们兄弟一字不吐，敌人用尖刀将其后背剖开，双手伸进胸腔，将心脏用力扯出后切掉，扔在乡亲们面前。邹昌仁的亲哥邹发仁眼看弟弟的惨死，当场悲痛过度而逝。邹佛仁被国民党兵砍下头颅，并残忍地将他的头颅挂在老百姓的店铺门口和家门口，说你给钱就把人头拿走。就这样一家一户被敲诈了个遍。

邹振发，交通线武装赤卫队员，1931年4月在伯公凹山脚下被敌人杀害。

邹启龙，在参加完红色交通线的守护后，于1949年7月份参加解放永定的溪南战斗，献出了生命。

邹氏七位兄弟，谱写了“伯公凹七烈士”的旷世悲歌。

家园被烧毁，亲人遭杀害，敌人的凶残，没有恐吓住乡亲们，他们坚守着心中的那份信仰。

从1930年开始至红军长征前，伯公凹交通站传送了大量的党中央与苏区往来的秘密文件、电台等，并成功输送6000多担中央苏区急需的物资和经费，其中包括价值900万元的食盐，600万元的布匹、印刷机、缝衣机、药品、擦枪油等等苏区紧缺的物资。尤其是这个交通站安全地护送了周恩来邓颖超夫妇、刘少奇、邓小平、叶剑英、董必武、刘伯承、聂荣臻、张闻天、王稼祥、任弼时、陈云、瞿秋白、杨尚昆、陆定一、博古以及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等两百多位中共领导人到达中央苏区，出色地完成了党交给的任务，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付出了巨大的牺牲。

青山有幸埋忠骨，绿水长流也肃然。中央红色交通线是特殊而秘密的战线，它的真实历史沉睡了八十几年，近些年才逐渐为人所知。邹广敦道，在叔婆阿公长辈口中诉说了一遍又一遍的悲壮故事里，回荡着红色交通员们坚定不移的信念和大义凛然、向死而生的精魂雄魄，点燃了伯公凹上的那盏熠熠生辉的灯火。作为烈士的后人，他要一遍遍地传述先辈们那摧裂肝肺的事迹，矢志与乡亲们一道，护卫着凹上那盏永不泯灭的信仰之灯……

(黄征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