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枫头桥，没有“长桥卧波”“一桥飞架南北”的气势，没有“流文荡画桥”“雁齿小虹桥”的别致，除了卑微，我真找不出更贴切的词语，来形容这座距离老家村庄7公里远的邻村一条小桥。

记得读中学时，我和村中几位十二三岁的伙伴，常在桥上嬉戏竞技，以桥的一端为起点，比立定跳远，腿长的，连跳两下，便从桥的这头跳到了那头，腿短的，来个三下也必定超越我们标刻的桥头线。拱形桥洞下是条米余宽的溪流，没膝深，时不时可以看见水草中闪过一尾尾溪鱼，黑色的，筷子长，激起水面的一道道痕。溪畔芦苇疯长，苇梢与桥面齐平。从不远处看，这条桥就像草地上劈开的一截路，静静地躺在那。

枫头桥一方连着老家村庄，一方连着县城。在方圆几十公里的村落，这条接连枫头桥的崎岖道路算得上是最不寂寞的了，每天都有一辆令乡亲们倾羡的农用中巴往返县城和小村。也正因为这辆中巴，让原本和枫头桥“不大沾边”的我，与它产生了饱含喜怒哀乐的交集，让我在这里停泊，在这里彷徨，在这里学会坚强，尔后，从这里看到破晓的光芒和希望。

岁月无声，屐痕处处。想起枫头桥，一个“三岔口”的印记赫然显现。从枫头桥一端斜生而出的一条石径小道，延绵悠长地通向一片密林，密林深处是我的老家，一个只有十几户人家居住的安逸的自然村。

风霜雨雪，“三岔口”在南方的四季更替中，除了周围花草色泽的一些变化，掀不起更大的波澜。自然不会有人在此感慨诗人张继那种羁旅之思，更没有电影《三岔口》中那种空前绝后的杀机四伏，藏在记忆匣子中的是我们这些孩子在此留下的，诸如等车等到饥肠辘辘，等车等到心烦意乱之类的实实在在的感受。

(二)

一个半小时，这是什么概念?

这是时下我从所工作的小城，乘坐动车抵达数百公里外的南昌等都市的时间。这一个半小时的旅程，轻松惬意，转眼跨越千山万水。如果时光回溯，那可是我20多年前从村里步行7公里山路，到枫头桥的时间。为了到桥头乘坐中巴去镇上读书，这一个半小时路程，需要抓紧节奏，甚至连走带跑，汗湿衣襟，爬过一个个小山包越过一道道山间溪流……

今非昔比，有什么好抱怨呢?我得感恩，感激自己土生土长的自然村离枫头桥并不太远。要不，到镇上读书那四十多公里路程，还不全得步行?

说起来轻松，身处那些年月，多少艰辛绕指柔。记得，到镇上读初一上半学期时，村里有十一位伙伴到镇上读书，次年开春就溜号四员。我也想溜，被父亲拿着竹篾抽赶了不下五趟才逐渐消停抗争。

不读书难道就会死么?不读书难道就注定没出息?我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对父亲逼迫我们兄弟去读书受苦的那种执拗都十分不满。村里的一位堂叔，不就是一个只上过几天夜校的文盲，他的能力不弱呀?要不怎么可能当村长，威风凛凛地掌管着800多人口的十多个自然村?

嘴贫无用。父亲高高在上，一言九鼎，不把我们赶到学校，他誓不罢休。

(三)

为了赶上周日早晨从龙栖山脚出发，7点左右抵达枫头桥的中巴，我们这些村娃凌晨4点多就得起床洗漱吃饭，5点一过就得抓紧出发，提前在6点半左右到达枫头桥。

那时，周六上午要上课。下午放假，我们也是乘坐途经枫头桥的这辆车回家。每次到枫头桥下车时，太阳都即将下山，让我们顾不上去溪里捧口水喝便匆匆赶路，与从村里带手电来接我们的家长会合在路途。而这一切的一切，需要中巴准点发车，途中不被耽搁。其实，即便再准点，我们也把大多数周末时间折腾在了路上，在家待的时间不够暖被窝。

中巴不准点的情况多了去，我就没少吃过这方面的亏。特别是在霜冻皑皑的冬季，我们用弱小的臂膀背着供应自己一周口粮的米粒和干菜，爬山涉水，鞋袜和裤脚湿透，气喘吁吁地到达枫头桥后，一切从速，麻利地换上干燥的衣裤和鞋袜，在呼啸的霜风中遥望桥那头的盘山公路，期望中巴快快到来。

然而，不知道是深山之中气温太低，还是那辆农用中巴太老旧了，中巴车在冬日的早晨总时不时地发动不了，要叫村中纸业社的七八个工人壮汉帮助，用人力推动引擎启动。

中巴车千呼万唤没有来，让我们盼星星盼月亮，等了半个小时又半个小时。这样的等待，让人感觉烦躁和不安。让幼小的我们像热锅上的蚂蚁拿不定主意，究竟要不要继续等下去。待等十一点，车如果还没来，肚子开始咕咕叫的我们，便无论如何也得放弃这趟等待，抄稍近些的山道赶路。毕竟去镇里还有二十多公里山路，那可不是闹着玩的。

一个十二三岁的孩子，背一袋米粮，胃肠空空，在山间行走四五个小时。如今，想起来就觉得心酸。一遍遍在心里怪爹怨娘不让过好日子，穷读书找累，那是件很自然的事。

枫头桥的等候，我们不仅怕冬日，春雨绵绵的季节也总叫人心情不爽。相比之下，我们更喜欢夏秋之季。这两个季节，乡亲们忙于农事，也不用像春季一样出去采购种子或农资，从始发村坐中巴出来的人相对较少。心中有谱，我们在桥上等候的心情自然放松，轮流安排一人盯着，其余人员便可安心到桥头草地玩耍寻乐，或到桥底纳凉摸鱼。

冬春季节，中巴车常常人满为患，从车间一张张陌生面孔的言谈举止中，我们不难猜测他们的走向，或到镇上赶集采购，或到沿途的某村参加酒席等等。这可难为了我们这些弱不禁风的娃子，费上九牛二虎之力才得以挤进车间，还得经受一路颠簸摇摆，让我们被东倒西歪的乘客压得大汗淋漓，不时地哇哇直叫。比这更让人无法接受的是，车来了也停了，可门却不打开，那位不知名的矮个子黑脸司机，探出个头对我们大声地笑着说：“挤不进啦，你们慢慢走吧——”

“走?说得轻巧。”马达隆隆，车轮滚滚，扬尘四起。我们边走边骂，把所有的怨愤都抛向了黑脸司机。以至于很长一段时间里，我每每想起他的笑，就咬牙切齿。可是有什么办法呢?既然选择了走枫头桥这条路，就必须学会面对，学会等待，学会兵来将挡水来土掩。

一等再等还得等，让人欢喜让人忧。

事隔多年后的一天，我前往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出拉萨后开始乘坐尼泊尔本土巴士，一路都有人上车。车内挤满人了，司机便开始招呼路边的候车乘客到车顶去坐。行驶完几小时漫长的悬崖路段后，司机减速停车休息。好奇的我连忙借机下车数车顶的勇敢乘客，哇，足有二十多个。想想沿途危崖绝壁的惊险，我不禁冒出了冷汗。

转念，我又由此及彼地想起了当初在枫头桥候车被甩的经历，别有一番滋味涌上心头。与先前想法完全不同的是，我早已不再觉得那“甩客”司机的笑不怀好意，不再觉得自己在枫头桥遇到的众多委屈是父亲逼迫我去读书造的孽。

多年来，我一直为自己这份迟到的领悟感到遗憾。因为，那些年在枫头桥等候的那种愁肠百转的滋味，绝不拘囿于我们这些上学的孩子。有好几次周六放学，我们坐上车时已是日暮乡关，待车子缓慢行进到枫头桥，早已月黑天高。

桥头空地上燃起了火堆，远远地，车上就能看到。那里，有等候我的亲人……

（李宣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