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苏力《法律与文学——以中国传统戏剧为材料》

□黄丽云

法律与文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可以成为幸福的伴侣。法律是文学的资料库、后备军和保护伞。法律中抢劫、强奸、杀人、复仇、离婚、贪污等犯罪，因情节曲折、矛盾集中、感情剧烈而备受文学家的青睐;文学也对法律产生重要的影响，把法律视为文学文本，用文学批评技巧、文学理论和修辞方式来研究法律。

早在1920年，法律史学家霍尔兹沃思在梅兰特的影响下，发表了《作为法律史学家的狄更斯》一书。1973年，美国芝加哥大学詹姆斯·怀特出版了《法律的想象：法律思想与法律表现性质之研究》一书，揭开了“法律与文学”运动的序幕。“法律与文学”真正成为一门显学是在20世纪80年代之后。美国学者理查德·波斯纳是一位在法律、经济、文学等学科都有造诣的学者，他先后出版了《超越法律》、《法律与文学——一场误会》等经典著作。1989年，《卡多佐法律与文学研究》在纽约卡多佐法学院创刊，从而把这场法律与文学的运动推上了高潮。20世纪90年代，越来越多的学者加入到“法律与文学”运动的行列。一份研究报告表明:在1988～1998年十年间，出现了重要的专著，包括托马斯·格雷的《华莱士·斯蒂文斯研究:法律与诗歌的实践》、玛莎·努斯鲍姆的《诗性正义:文学想象与公共生活》、尼维尔·特纳和帕米拉·威廉斯合编的《幸福的伴侣:法律与文学》、伊安·瓦德的《法律与文学:可能与视角》等。到了21世纪，法律与文学运动已经在美国法学院站稳了脚跟，大部分学校都开设了“法律与文学”课程，例如在哈佛和耶鲁大学，专设了“狄更斯与法律”这一课程。

“法律与文学”运动一开始就引起了中国学者的关注。上个世纪90年代，苏力先后翻译了波斯纳的《法律与道德理论》、《超越法律》等著作，把“法律与文学”运动介绍到中国，随后他也出版了专著《法律与文学：以中国传统戏剧为材料》。1999年，香港冯象出版了《木腿的正义》，随后台湾的张丽卿、林东茂、韩政道进行了法律与文学研究实践。进入21世纪，梁治平、刘星、徐忠明、徐听、汪世荣、强世功等也纷纷加入到这支队伍中来，并产生了一批高质量的学术论著，例如汪世荣的《中国古代判词研究》、梁治平的《法律与文学之间》、刘星的《西窗法雨》和强世功的《法学笔记》等。

所谓见字如面，文学具有强大的功用。法国作家雨果写过两本书，一是《巴黎圣母院》，用文学加持了一座教堂，这个地标大家都很熟悉。二是《悲惨世界》，用文学加持了一段地沟。冉阿让就是通过巴黎的下水道，救了养女心爱的小伙子，为后面的情节发展埋下了重要伏笔。苏力老师文笔极好又接地气，读他的著作往往会会心一笑。他从中国传统戏剧的角度，对法律与文学的关系进行庖丁解牛般的研究。他在书中所分析的戏剧文学素材，如《赵氏孤儿》《窦娥冤》《十五贯》《梁山伯与祝英台》等，大家几乎都读过、看过，十分熟悉，所以读这本书就像在上一堂别开生面的语文课，极为有趣。

我们这代人的语文课，用了很大的精力来分析段落大意和中心思想的。一篇文章，一本小说，似乎总是要通过什么、说明什么的。但是长大之后发现，其他文体，说明文、议论文什么的，那确实都有中心思想，得判断点什么。而小说，那是真没有。一部《红楼梦》，你非要说它在批判封建主义，也行，但是只要真的读过的，就知道，绝不是这么简单。任何一本优秀的小说，它是把生活的复杂性封装在一个产品里，一次性地扔给我们，拒绝我们在过程中用简单的判断来总结它。

由于个人偏好，我更关注文学中的法律。中国历史上最典型的一个纠纷就是“乌台诗案”。乌台指的是御史台，是古代的司法监察机关，这个机关早在汉代就有，《汉书》有记载说，御史台里种着柏树，树上栖息着几千只乌鸦，所以御史台也被称为乌台。苏轼的案子送交御史台根勘所审理，所以叫作乌台诗案。当时，苏东坡被指控以诗文诽谤朝廷新政，宋神宗将他下狱。苏东坡这年44岁，面临的是实实在在的死亡威胁。案发后，很多官员，包括太后都为他说情，神宗才改判他流放黄州，也就是湖北黄冈。苏东坡到了黄州以后，生活相当困窘，全家二十几口人的温饱可能都成问题。他号东坡居士，就是因为在黄州东边山坡上开荒种田。

苏轼从那个在科举考试的时候都无所谓地编造典故的才子，变成了一个束手束脚、谨小慎微的人。乌台诗案不仅是苏轼人生的一桩大事，也是中国古代法治文明进程里的一桩大事。它唤起了我们对中国古代法律制度和程序中粗粝的那份敏感，意识到我们精心编织的法治之茧，并在必要和制度可容忍的限度内，以裁量或变通的，有时甚至以“人治”方式，应对人类的这类宿命。

所有的故事，都起源于目标，成就于困境，最终，结束于满足。这跟我们的人生，又何其相似。文学中的法律带给我们的东西，我想可能是与启蒙有关。康德讲过，启蒙就是人类脱离自己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通过理性和规则，建立起新的人和人的关系，尊重每一个个体，使自己和他人获得精神上的自由，从而激发出巨大的创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