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嫁给父亲时，是村里有名的胖妞，几年高强度的劳作和清汤寡水的生活，瘦得连曾住在一个巷子的邻居都认不出来。父亲兄妹多，一大家子挤在一个小屋子，吃饭时，只能端着碗分坐在木梯上。随着我们姐弟陆续出生，爷爷拍板，给父亲分了一间30几平方的瓦房另起炉灶。

按照乡俗，分家就要分山地。当时我已经出生，虽然还在母亲怀中，但也分到了一些山地，其中就包括一株荔枝树。这棵荔枝树是早年就种下的，曾被雷劈过，一半枯死，只剩一半的荔枝树枝繁叶茂，像是要把另一半也活出来似的，密密匝匝的树枝向外延伸，远看像一把巨型的伞。

能分到荔枝树，母亲很高兴，因为当时荔枝稀少，能卖到好价钱，增加收入。后来，母亲又购买了一批荔枝苗，种在那株荔枝树周围。一年四季，母亲起早贪黑，常到荔枝林劳作。偶尔，她会带着读小学的我去那里帮着拔草。长在荔枝林里的草，对母亲而言可以说是“眼中钉”“肉中刺”，所以，母亲见草必除。对于拔草我没什么兴趣，但愿意随母亲去荔枝林，因为我喜欢爬树。

那时的荔枝林是我的乐园，我像只动作敏捷的猴子，在树上爬来跳去。最让我得意的动作是单臂挂在树枝，晃动腰肢，使自己下半身像钟摆。借着惯性，从这一枝攀到那一枝，再快速攀到另一根树枝，有几分像猿人泰山。树枝乱颤，树叶发出“哗啦啦”的声响，像为我的精彩表演鼓掌。这时，底下的母亲仰着脖子往上喊：“小鬼，下来!”我没理会，依然在树上欢快地飞跃着。空中滑翔的诱惑，促使我不断挑战新的难度。终于，在我的摧残下，荔枝树以“断臂”的方式，结束了我的滑翔梦。连人带枝，“砰”地一声重重摔在地上。母亲听到声响，心头一紧，看见我躺在地上，手上还有一根比扫帚还粗的树枝，慌忙跑过来，确认我无大碍后，一把拧住我耳朵，心疼地给我出了一道问答题：“你知道这一枝能结多少果子吗?”

孩子们最盼望的就是荔枝成熟时。荔枝红透之后，我们全家齐上阵，挑着箩筐，扛着竹梯就去采荔枝了。荔枝是我家一项重要收入，母亲为了把荔枝卖个好价钱，不允许我们姐弟吃品相好，成串的荔枝，只能吃一些“边角料”。个别荔枝在采摘过程难免会从树上掉下来，因外壳裂掉“毁了容”，也在被允许吃的范畴。有时候，我忍不住想吃好一点的荔枝，会“不小心”让个别荔枝从树上掉下去。每每这时，母亲就扯着嗓门喊道，“要死啊，小心点!”一边急忙捡起荔枝，用衣角擦拭后，招呼我们下来赶紧吃掉。

白天摘下的荔枝，因屋里空间狭小，母亲会把它们堆放在阳台上。夏日的太阳，把阳台烤得滚烫，所以堆放荔枝之前，要先浇上几桶冷水，让阳台冷却下来，以免“烫伤”娇嫩的荔枝。到了晚上，头顶璀璨的星空，全家围着成堆的荔枝剔叶分类，有说有笑，就把活干完了。母亲会挑选品相最好的荔枝作为“门面”，铺在箩筐最上面，确保能买个好价钱。母亲装筐很讲究，一串一串整整齐齐码着，超过篮筐部分像一个巨型红蘑菇，密密麻麻都是荔枝，看不到一根枝丫露在外面，简直就是一件艺术品。有一回，篮筐倒了，竟然没有一颗荔枝从筐里掉出来。

小时候嘴馋，趁母亲不注意，会偷吃荔枝，结果隔天醒来，上下眼皮紧紧黏在一起，睁不开眼睛。母亲见了笑道：活该!后来，家境一天天好起来，荔枝不再是稀罕品，可以随心所欲地吃了。母亲总会劝我少吃点，以免睁不开眼睛。每每这时，我们会心一笑，算是一种默契。

工作后，回家的次数少了。每到荔枝成熟了，我就会吃到母亲托人捎来一麻袋的荔枝。我小心地把荔枝放在冰箱里，慢慢享受着荔枝的甘甜。

荔枝年年红，母亲的白发也多了起来。

(田和 作者单位：诏安县公安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