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历经苦难辉煌，走过百年岁月，而今又整理行装再出发，踏上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在这新的百年求索开始之际，我们永远不能忘记过去，不能忘记过去那些伟大的革命先驱。

为了这不该忘记的记忆，我们一行近日专程前往光泽县寨里镇大洲村，瞻仰在中共党史上留下了闪光一笔的“大洲国共谈判”旧址，追忆那战火纷飞和青春燃烧的岁月。这是中国革命史上的圣迹，是伟大新四军一处诞生地啊!车行山间，窗外青山扑面。人坐车中，那些曾在这块土地上演绎的动人故事，就像电视剧一样，奔来眼底。

1934年10月，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主力被迫进行二万五千里的长征。此时，以黄道为首的中共闽北分区党委和军分区，依托武夷山脉的崇山峻岭，在与党中央失去联系的情况下，孤军奋战，采取“独立自主靠山扎”的战略战术，坚持了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1936年6月，崇安县(今武夷山市)岚谷成立了中共闽赣省委，由黄道任书记。1937年2月，闽赣省委机关由崇安迁到大洲村附近的猪母岗，利用猪母岗山高林密的有利地形，开展山地游击战，粉碎了驻光泽国民党七十六师的“围剿”。在辗转征战中，黄道从一张包盐的报纸上看到“西安事变”国共合作的消息，决定以民族大义为重，团结抗日，与国民党谈判。于1937年9月底10月初，在大洲村举行“停止内战，联合抗日”的国共谈判，并达成协议。谈判结束后，中共闽赣省委、省军政委员会领导机关也下山，由猪母岗迁到大洲。一个月后，长期坚持革命斗争的闽北和赣边红军游击队陆续下山，前往江西铅山县石塘镇集结，经过整编扩军，发展到1300多人。就这样，一支雄师劲旅，一支抗日图存的新锐力量，便从大山深处，以大洲谈判为出发点，奔赴了抗日战场的前线。

站在大洲村头的山岗上遥望，大洲谈判旧址位于大洲盆地的南侧，一座小木屋紧挨着山边静静地孤零零地孑然独立。林际线边缘暗红色木屋在苍茫茫的群山绿野之间格外夺目，仿佛是盖在青山长卷中的一方血色印章。屋后的南山密林依旧，一派原始森林的景象，一如既往地庇护着黄道等革命先贤的战斗足迹。

圣迹在前，我们一行整理好心情，肃穆虔诚地向旧址走去。旧址正门上方悬挂“大洲谈判旧址”烫金大字匾，题字者正是当年谈判的主要代表黄知真，他曾是中共中央委员，中顾委委员、湖北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入门正厅板屏上是大洲谈判简介，党旗下面摆放的是红军用过的物品、文件和当年谈判的桌子、条凳等。两厢侧房为展室和陈列室，收集整理了一批大洲谈判的资料、图片、实物，如实反映出当时谈判的史实。睹物思人，在这里瞻仰学习，重温历史，了解闽赣地区党和红军为争取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历史，对同仇敌忾，抵御外侮的民族大义，这感受是强烈的、鲜活的、直观的。

在参观过程中，最令我崇敬和好奇的，便是黄知真的身世。黄知真是黄道的长子，1920年10月出生，江西横峰人，1931年参加革命工作，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5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大洲谈判时任闽北分区儿童局书记、闽北分区政治部宣传部副部长。在谈判时，黄知真虽然头顶着几项职务，可满打满算，他不过是一个未满17岁周岁的孩子，按当时的营养条件，应当还处于发育期，并未成年，放到今天也就是一个在校的高中生而已。

是什么力量造就了他稚嫩的肩膀可以担得起谈判的历史重任?

当时黄知真虽然未满17岁，可他1927年仅7岁时便随父亲黄道参加赣东北起义，13岁入团，15岁入党，已俨然是一个有十年革命史的“老革命。”特别是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红军主力离开根据地长征，方志敏也在率领红十军先遣部队北上时被捕牺牲，南方苏区进入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时期。革命队伍中有人动摇，有人叛变，年少的黄知真却在深山密林的游击战中锤炼成沧海横流，“挽狂澜于既倒”的革命英雄，载入青史的“弄潮儿”。

黄道之所以派出黄知真作为我方代表主持谈判，固然是因为看重他机警聪慧、立场坚定，也善于辞令。一方面是向国民党表明中共闽赣省委和他的诚意，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应付可能发生的意外事件。他宁愿自己的儿子去冒险，也不愿其他干部遭受随时可能发生的伤亡。这是一个党的领导人、红军领袖，也是一个父亲对革命、对国家做出的历史担当。历史有惊人的相似，黄道本人也是17岁时在南昌二中求学时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创办了江西最早的进步组织“改造社”，踏上革命的之途的。“自古英雄出少年”，黄道、黄知真这对虎父虎子，都是在17岁的花样年华中跃身历史的洪流“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的。

为挽救民族危亡，抗日救国，与敌开展大洲谈判，本身就是做为革命家的黄道对历史做出的担当。

红军长征北上，黄道率部上山打游击后，一直与党中央失去联系。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的消息传开之后，人在大山深处的黄道以革命家的政治敏锐，意识到国内形势已发生急剧变化，立即召开闽赣省委会议，作出《关于开展反帝抗日斗争的决议》，号召“一切不愿做亡国奴的中国人，不论职业、团体、宗教信仰及政治派别，一致联合起来，共同进行抗日民族战争”。并于1937年3月7日率先组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闽赣省抗日军政委员会”，在遭国民党军事“清剿”、经济封锁，几乎与世隔绝的深山老林，能够作出如此精确判断并果断采取组织措施，这在南方八省各地游击根据地是最早的，充分印证了这位革命天才的政治头脑和高屋建瓴的政策水平及共产党人勇于担当的博大情怀。在三年游击战中，黄道身为省委书记，同样要经受饥寒交迫的生存考验，肚子饿得咕咕叫，只能夜宿山上数星星。在如此艰困之中，这位由李大钊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当年北京师范大学的高材生曾作《无题》诗一首：踏火归来又赴汤/只身亡命是家常/东西南北路千里/父母妻儿各一方/烽火稍憩农夫舍/索得浓茶作胆尝。这首“马背上”的诗作，在字里行间无不表达了他铁一般的革命意志和担当，也不难看出他作为一名文学青年展露出的才气。

青山依旧，斯人已去，血色担当，山高水长。黄道父子在那个“踏火归来又赴汤，只身亡命是家常”的处境里，所做出的血色担当，慷慨悲烈，雄沉壮阔。他们将赤胆忠心镌刻在大洲的青山绿水之中，永载青史。对于后来者而言，心中不禁要叩问历史：他们何能如此?

1961年8月，毛主席见到黄知真的第一句话“啊!知道真理的人来了”道出了个中的奥秘。认识真理，追求真理，实现真理，正如《国际歌》中所唱“满腔的热血已沸腾，要为真理而斗争!”这便是这对虎父虎子的初心所在，也是这对革命父子成为民族精英，国家栋梁的力量之源。使命呼唤担当，正是秉持了这不忘的初心，方成就了他俩行进在红色道路上的不朽传奇。

(林淑英 作者单位：光泽县公安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