爷爷去世那年，我上小学五年级。

老家风俗，老人去世，亲戚会送一块布作丧礼。这种布呈极深的蓝黑色，看上去生硬沉重，是市面上最廉价的布料。出殡时，棺椁后跟着一排留有枝叶的长竹竿，这些蓝黑色的土布从竹梢顶上长长垂下，称作“轴”。布上贴着白纸黑字的“永垂不朽”“万古长青”等大字。

挂在“轴”上的蓝黑色土布高高飘扬在送葬队伍的前列，很是显眼。

父亲是教师，母亲是普通的农村妇女，一家人靠父亲微薄的收入过着紧日子。那时，家里正在盖房，靠着东挪西借勉强盖了一层。爷爷的丧事开支，对我们家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

爷爷去世在九月，没多久就过年了。上世纪八十年代，一串鞭炮、一套新衣服是孩子最大的期待。那天晚上，我听到了父母的一段对话。

母亲：“我们肯定不做衣服了。”

父亲：“他们兄妹三个要的。”

母亲：“要不，阿武不买了，我看家里那布将就用用。”

父亲：“家里有布?”

母亲：“那个，阿公过世收的轴……”

父亲想了想：“那个，那个……”

母亲：“能省点就省点，欠人钱呢。”

父亲叹了口气。

我愣了下，继续埋头洗碗。

第二天，母亲带着我到村里的小裁缝店，不好意思地拿出那蓝黑色的土布，上面似乎还残留着的一丝白纸。

师傅取下老花镜认真翻了下布，惊讶地问：“做小孩新衣?过年新衣?”

母亲嗫嚅着：“是啊是啊，将就将就。”

师傅说：“布太硬，颜色也难看。”

“也不吉利。”他又补充一句。

母亲迟疑了下，很快打定了主意：

“没要紧没要紧，阿公会保佑孙子的。”

裁缝师傅知道我们家的困难，不再说什么，拿出软尺为我量体裁衣。

农历廿八，父亲带我去裁缝店取衣服，师傅拿出了那蓝黑色的衣服，是一套西装，说是西装，不过是衣领翻个角，略有点西装的样子罢了。我照了照镜子，除了颜色难看，穿上像个小老头外，其他笔挺合身。

“合身，挺好。”父亲高兴地说。

师傅苦笑：“也好看，也好看。”

这时，走进来一个取衣服的妇女，她见我穿着这样的衣服，十分诧异，张大了嘴巴。大声对我父亲说：“阿杰啊，你给儿子做这样的衣服?”

“大过年的，你就这一个儿子。”

“一年就一次，你有工资的，粜米也要做一套啊。”

女人连着说了一大通，除了这几句话，大多已遗忘。但她说话时的表情历历在目，夹杂着同情、无奈、痛心，没有轻视和鄙夷，这是乡村人的纯朴。

父亲沉默了，晚上吃饭时，父亲将这事告诉了母亲，她放下碗筷，不再吃饭。

第二天，父亲拉上我赶往裁缝店，说要再做一套新衣服。

父亲说明了来意，师傅无奈地说实在太迟了，店里没有布料了，建议到乡上的店去看看，也许还有库存布料。

于是，父亲拉我上自行车，马不停蹄地往五里外的乡上赶。连找了几家裁缝店，不是说没有布料就是说太迟了忙不开。父亲皱着眉头，寒冷的腊月里，额头渗出汗水来。到处询问下，终于在一条小巷里找到一家裁缝店，师傅说还有点布料，但不知够不够。

他稍稍量了量我的尺寸，说剩下的最大的布料都不够，需用裁剩的零星碎布块拼接起来，问父亲行不行，父亲看了布料颜色后说拼就拼吧，好歹是一件新衣服，只是要裁缝师傅尽快赶制，不要误了过年。师傅边量尺寸边说着放心的话，说今天是年廿九，晚上加班赶，年三十早上可拿新衣服。

父亲擦擦汗，松了口气，像完成了一件大事。

正月初一，在此起彼伏的鞭炮声中，我如期穿上了新衣服，那是一套略偏短的灰黄色土西装，颜色比原来的当然是好看多了，只是从腰际以下是用另一块同颜色布料拼接而成，痕迹很是明显。我掏了掏两边的口袋，发现也都是用零碎布料拼成的。尽管如此，我已欣喜万分了。

1986年的春节是个不一样的春节，是一个拼装的春节，是将爱艰难拼装的春节，是一个难忘的春节。

那蓝黑色的土西装一直放在抽屉中，叠得整整齐齐，一天也没穿过。每年的春节，我都会拿出来，与新衣服摆在一起，看看想想，又收进抽屉。

数十年一晃而过，我也已成为父亲。又近春节，我们带小丫买新衣。看着她试穿，我眼前又浮现出那蓝黑和灰黄的两件土西装，一起浮现的还有父母的满头白发和荡漾着亲情的往事。

“好看吗?”妻问。

“好看，好看，一年就一次，买好点，买好点!”

(谢春武 作者单位：闽西监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