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5月17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二次入闽，策动工农武装暴动，开辟闽西革命根据地。那一年，我的家乡龙岩铁山镇外洋村是一个表面上平静，内里却火热的小村子。

我的爷爷不识字，但记性出奇的好，他挑东西到龙岩城里卖，一年的账都清清楚楚记在心里。他熟悉龙岩、上杭、长汀的地形，会讲几种方言。闽西地方党组织就常常让爷爷作为挑夫送情报往返于龙岩、上杭等地。

当时局势风雨飘摇，且不说去当挑夫为党组织出力，在白色恐怖盛行时期，就算待在小村子里，也不能预料事态的发展。

1934年9月23日，松毛岭上响起了密集的枪炮声，这是红军在中央苏区东线的最后一战，也是异常惨烈的一战。消息传到外洋村已是半个月后了，奶奶在祖宗神像前长跪祈求，愿意用自己的生命换取爷爷平安回来。

那年冬天，外洋村下起了很大的霜。半夜时分，有人敲门。奶奶开门一看，是失踪了几个月的爷爷，顿时泪流满面。奶奶啥也没问，啥也没说，默默烧水煮饭去了。从此，爷爷只字不提他的“挑夫”生涯。日子一天天过去，3个姑姑和我的父亲相继出生、长大、成家。

1981年，时任中国人民银行江西分行行长的曹根全回家乡龙岩红坊南阳村探亲，顺便寻找当年的挑夫战友—铁石洋的“小四”。中央红军长征时，龙岩人大多牺牲于长征途中，曹根全是其中的一位幸存者。经过多方的寻找，曹根全终于找到“小四”—我的爷爷，并到老区办作证，帮爷爷、奶奶办理了“五老证明”。这时的爷爷才知道，奶奶在他“失踪”期间，也曾帮地下党组织送过信。

1990年，奶奶病逝。一夜之间，爷爷老了许多。从清晨到黄昏，总坐在大门口。他说，从前，是奶奶等他回来;现在，他要等奶奶回来。

1993年，我被抽调到收费站工作，得知我不用辛苦地在公路上养路了，爷爷很高兴。那个夏天，天气炎热，爷爷很早就去地里给我摘葡萄，用井水镇一下会是很好的滋味。

日头毒辣，我去找他，给他戴上一顶草帽。我们坐在树下休息，说着闲话。爷爷忽然想起什么，指着远处的乌凹岭说：“那片土坡长满青草，郁郁葱葱，尽头有阳光，天显得极为高远辽阔，还不错哦。”

我愣了一下，那是一片坟地，奶奶就埋葬在那里。

爷爷看着远处油绿的稻田，比画了一个高度说，那年，你奶奶和你差不多高呐。

那是我第一次知道，奶奶比爷爷小8岁，奶奶是爷爷的童养媳，奶奶会绣凤凰和蝴蝶。

爷爷说，当年，地下党组织有一条铁的纪律—上不告知父母，下不说给儿女。龙岩—上杭—长汀，山高路远，一离家，便是几个月，他可以想象家中的妻子和母亲是如何煎熬。

爷爷是在1994年秋天去世的。在整理他的遗物时，我翻出一本残旧的小本子，上面赫然有爷爷写下的字迹——“陈金娥”。普通的名，沉痛的字，反复地出现在小本子的空白页。起先是笨拙的笔画，渐渐地就书写得流畅了，应该是爷爷的临摹体，他想等她回来给她看看。

爷爷的确不识字，但“陈金娥”3个字，他看了“五老证明”那么多回，默念过那么多次。他熟悉它，就像熟悉自己90多年的人生一样。可他若无其事地多活了4年，他是不想让我们伤心吧。

爷爷的人生，与一个名叫外洋的小村有关，他无论走到哪里，永远记得村子的河流和等他回家的金娥。

(张文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