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幸运并未降临到每一个医务人员身上。外科谢主任的家人至今不知，8年前他突然白头，是在做肾积水手术缝合时，锐器不慎刺破手指，感染了病犯血液。在场的护士吓哭了，虽做了应急处理，但仍被疾控中心评估为有感染风险。

涉艾手术是高风险手术，主刀医生由外科负责人担任。一年十多台涉艾手术，谢主任场场都上。但那次职业暴露的精神压力，加之吃了半年治疗药物，承受着巨大的药物反应：吃不下、睡不好、呕吐、皮疹、肝肾功能受影响……一年后，危险期度过，感染排除，但这段惊心动魄的经历送给了30来岁的他满头白发。

采访中的谢主任平静得像在说其他人的故事，他的云淡风轻，宽慰着听者对这份职业的复杂心情。而麻醉科主任康桃说起的一例职业暴露，却揪痛在场每个人的心。

一位麻醉医生大龄怀上孩子，孕期4个月时，她给病犯做麻醉，因长期吸毒，病犯全身血管硬脆，只能进行深静脉穿刺。在这过程中，病犯因疼痛用力扎挣了一下，针管弹了出来，刺入了医生的手里……

或许除了她自己，没有人能体会一个孕育生命的女子是如何扛住瞒着双方老人、顶住建议中止妊娠的压力、承受治疗过程中巨大药物反应、丈夫劝其调离工作岗位的“四座大山”挨过接下来的孕期，直到孩子出生暂时排除感染。

对，只是暂时排除。

一边救死扶伤，一边管教病犯，还有巨大的职业风险、捉襟见肘的人手、紧张的床位，没有倾斜的待遇……

这样一份工作，靠什么坚持?“病犯也是一条生命，他们只是政治权利被剥夺，生存权并没有剥夺。求生是人的本能，他们眼角渗出的泪，折射出对生命的渴望，那么强烈。”在干净的麻醉科，康桃笑笑地坐在一隅，轻声细语地说出这番分量不轻的话。她从事临床麻醉工作30多年，每年为艾滋病犯做深静脉穿刺20多例。

3

2010年春节前，艾滋病犯杨勇(化名)，因并发严重的真菌性肺炎，生命垂危。农历12月28日外院两位专家会诊后，均认为死亡可能性极大。建新医院党委研究决定紧急进药治疗，按要求，患者若有濒死征象，应及时迁出艾感病房，不让其他病犯看到其死亡场景，以免引发情绪波动，影响监管安全。

黄凡担心的是，杨勇清楚地知道：迁出艾感病房就意味着死。带着如此绝望的心绪度过，无论杨勇最终是生是死，黄凡都于心不忍。几经考量，他决定暂不将其迁出病区，自己承担起留院加强观察的任务。

治疗用的药物输液时需要避光，春节期间器械公司放假，无处购买避光输液设备。黄凡与护士一起想办法，他们用黑色垃圾袋将输液管细细地缠起来，为进一步保证药物的疗效，他们又将输液时间定在晚上。

2010年大年三十，当欢腾的烟火映亮夜空时，黄凡囫囵吞下一碗泡面，戴着口罩，静静地站在黑暗的艾感病房里，听着杨勇的呼吸声，迎来新的一年……

正月初四，黄凡不满1岁的孩子因患急腹症在外院手术，他赶到外院简要了解病情，手术结束后，他在麻醉尚未完全清醒的孩子额头轻吻了一下，擦了擦湿润的眼眶，转身又回到建新医院……

100天后，杨勇病灶吸收，痊愈出院。

建新医院艾滋病区关押的多数是抢劫、故意杀人、贩毒等重刑犯。他们常常自暴自弃、无理取闹，因要求得不到满足不停按铃，因楼上工作人员挪了下椅子频频投诉……对在押人员，心病远比身病难治。

脱下白大褂，监狱人民警察的宗旨是改造人。“医疗工作对于改造的意义何在?”这一长期困扰广大监狱医务工作者的问题，在建新医院得到了解答。黄凡和他的同事们在实际工作和思考中形成了一套在监狱医院特殊环境下促进改造的特殊模式，在病区管理和罪犯心理改造上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艾滋病犯林清(化名)入院时病情垂危，情绪绝望，经黄凡100余天的全力救治，病情终于稳定，远离了死神。

林清刑满后在博客中写道：“当HIV 抗体确认单出来时，我感觉天忽然暗了……从此，周边1米内没有人了，只剩下警惕、排斥、嫌弃、恐惧的目光。警官带我去社会医院抽血检查时，我看到的是两层的手套和拿着针头不住颤抖的手……来到建新医院，第一个看到黄医生，他的第一个动作竟然是把手按在我的肩膀上，当时我条件反射地躲了一下。黄医生和我说什么早已记不清，但在我左肩上的那只手在记忆中出奇的清晰：温暖、有力、没戴手套、没有颤抖……那段时间，真的很痛苦，持续高热、全身酸痛无力、口腔烂了，喝水都痛，黄医生鼓励我那是免疫重建的反应，一定要撑过去。他每天都来看我，1天3-5次，甚至10来次，帮我擦浴、涂药……有时白天，有时黑夜，没有周末和节假日……事后我听说，黄医生的夫人那段时间因癌症住院手术治疗。恍惚中，我有点心酸，不为自己，只为那个穿白大褂、领子上有警徽、满脸倦意的男人……出院那天，有阳光，很耀眼的那种，我看着建新医院的大门，国徽上的光芒晃花了我的眼睛，这一辈子我都会记得这里，在这里，我的肉体起死回生，在这里，我的灵魂涅重生……”

目前林清加入了一个社会公益团体，帮助其他的HIV感染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