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同题《劝学篇》

福泽渝吉和张之洞，一位是日本平民知识分子，一位是位极人臣的清廷大官。十九世纪后叶，俩人不约而同地写下了同题著作：《劝学篇》。前者由1872——1876年间发表的17篇文章汇集而成，1880年出版;后者写于1898年，24篇，凡4万字，分“内篇”“外篇”两卷。

单看书名，就能体认其极具功利性。既然如此，自然产生一些问题，诸如：“劝”的是谁?“学”哪些东西?为何要“学”?福泽渝吉自称：他的《劝学篇》“本来是以提供民众读本和小学课本为目的而写的”，据说，当年出版70万册，日本国民160人中就有一人读过此书。而张之洞的《劝学篇》初版只印了300册，专差送往北京，除进呈皇上外，部分送给了京中大臣，民间几无影响。

史书素有定论，说福泽渝吉的《劝学篇》“代表了明治时期维新思想的主流”。此言不虚。当时，日本受西方文明的冲击，力求自立，痛下决心，在政治、经济、文化诸领域展开全面深刻的学习和革新。他感慨于一方面列强欺压，主权可危，一方面旧习陈积，国人志短，遂成此书，鼓励国民，尤其是知识分子，立志向学，自强不息，响应时代的号召，承担起独立文明之精神，兴办实业，下启民智，上兴国力，以维护人民之自由，民族之独立，促进日本早日现代化。此书至少包含了以下四方面的内容：一、提倡实学。把早已在日本浸淫的儒学斥为“华而不实的文学”，四书五经“不切实际”，劝国民学物理、历史、经济、地理及修身;二、提倡民权。呼吁废除幕藩体制下的等级制度，主张四民平等、男女平等;三、提倡“国民的文明精神”。他认为，物器发达只是文明的外表，普遍存在于国民中的“一种极其伟大而又重要的东西”乃是“人民的文明精神”，倘无这种精神，“哪里谈得到在文明上和外国竞争呢?”四、提倡国家独立。他既抨击中国式的妄自尊大的排外行为，又自省国人妄自菲薄的卑微心理，主张要“懂得国家的本分”————这些内容直斥那个年代日本的沉疴顽疾，彰显出福泽渝吉强烈的变法思想。

要说“变法”，张之洞的洋务运动和“中体西用”理论多少抹上了变法的色彩，他自诩：《劝学篇》就是为了申明自己与康有为变法思想的区别，它是对洋务派和早期改良派基本纲领的一个总结和概括。。《抱冰堂弟子记》这样追述自己写作《劝学篇》的原委：“自乙未后，外患日亟，而士大夫顽固益深。戊戌春，佥壬伺隙，邪说遂张，乃著《劝学篇》以辟之。大抵会通中西，权衡新旧。”按理说，同题《劝学篇》都是旨在促进维新，可内蕴的变法思想却大相异趣，堪称“同轨殊途”。不是吗?张之洞力倡的“宗经”、固守的“三纲五常”和“中体西用”，正是福泽渝吉批判的迂腐谬论;而福泽渝吉力主的“平等”、“民权”、“独立”、“文明”之论，又是张之洞批判的异端邪说。张之洞完全是站在皇帝的立场上，从维护皇权的视角来实施“变法”，接受西方资本主义的技术，即：想通过变法，用金钱购买西方先进的物器，打造“文明的外表”，而把长期奴役国民的纲常礼教和专制政体更完美地保留下来，故深得慈禧太后和光绪帝的赏识，得以“挟朝廷之力以行之”。诚如鲁迅所说，这是一种“打补丁”式的变法，不足取矣!

同题写下《劝学篇》，意涵却是如此高下有别，这与俩人的视野不无关系。福泽渝吉曾在十九世纪70年代三度出洋考察，对欧美诸多国家的政治、经济、教育、军事、社会生活等都有全面的实地了解，进而对自己那个“半开化的国家”有着深刻的反思，加上他立下“在远东建立一个新文明国家”的雄心大志，所“劝”有诚意，所“学”有目标，《劝学篇》一时洛阳纸贵也是必然的。而张之洞呢，不出国门，视域狭窄，仅浅识西方的皮相，便侈谈变法维新，岂能不归于末路?其《劝学篇》仅以完整的形态构筑了洋务运动的乌托邦式的思想蓝图。

反观历史切忌以现今眼光权衡且妄定轩轾。今天我们不能机械地视张之洞为“反面人物”，他上呈《劝学篇》，保卫而不是改造原有的社会和传统，力图维护国家的主权和尊严，还是一种爱国主义的表现。但它与福泽渝吉那种“致力于除旧布新、改造原有的社会运行机制、从困境中挽救国家”的爱国主义相比，似乎完全不在同一个精神层面上。后者更值得赞誉和光大。

（沈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