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科无用论”是伪命题

日前，一篇央行工作论文“出圈”，引起一阵舆论风波。

这篇论文名叫《关于我国人口转型的认识和应对之策》，本是人民银行系统工作人员撰写的小众专业论文，却因为文末建议“重视理工科教育，东南亚国家掉入中等收入陷阱原因之一是文科生太多”，显示了对文科生的偏见，而引发广大网友的反弹。

这句话“伤害性不大，侮辱性极强”。“文科生”招谁惹谁了?本就在重理轻文的我国久居鄙视链底端，备受“文科无用论”嘲讽，如今还要背上阻碍国家发展这么大的锅?眼尖的网友们指出，此文四位作者均为经济学博士，都是文科生，何必文人相轻?更尖锐的网友则发现，中国人民银行的全部9位行领导均出身文科，那是不是央行的“文科生太多”了?当然，可能论文作者并没有将自己视为“文科生”。作为诺贝尔奖唯一授奖的非自然科学学科，经济学的学术训练日趋数学化，正在向自然科学积极靠拢。

我们先从历史中找找分辩的理据。古代中国崇尚文人治国，“重文”传统源远流长。近代屡遭西方列强压迫后，许多有志之士对“重文”传统进行了深刻反思。古代中国显然“文科生太多”，因而，近现代以来理工科日益受到重视，“文科无用论”开始出现。在民族危亡的时刻，文人何以救国?这不但是近现代“文科生”们的困惑，也是他们的自责。一代词宗夏承焘在1928年“皇姑屯事件”爆发后痛斥自己，竟然还在做“为古人考履历”这种无用的工作。中国考古学之父李济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一边主持安阳殷墟考古发掘工作，一边自问：“我们这种工作，在我们现在所处的环境中，是否一种浪费?”也是在“九一八事变”后，清华大学历史系学生钱伟长毅然转系物理，为祖国学造飞机大炮，后来成了中国近代力学之父。当时有不少学生都做了类似的弃文从理的选择。在飞机大炮面前“文科无用”，于是“科学救国”成了最有影响力的社会思潮之一————西方的“坚船利炮”让国人见识到了科学技术的威力，以及学习科学技术的重要和紧迫。

然而，“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梦想最终破灭，不少清醒人士意识到，单靠科学技术不能救国。科学技术固然是救国强国的一个重要因素，但必须与其他因素协调发展，才能充分发挥作用。鲁迅弃医从文，就是看出了这一点。“理科生”太多，人才结构也不合理，社会痼疾无法根治，国家仍旧贫弱。因而，“变法救国”“教育救国”“实业救国”“革命救国”等思潮也风起云涌，许许多多的文科生、理科生力同心，共同汇入“救亡图存”的宏大时代主题。最终成功救国的，则是在“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送来马克思主义之后。

而今回看这段历史，还真要好好感谢夏承焘、李济等“文科生”并未沉湎于妄自菲薄，仍然坚守原来的志业。我国在科技长期落后的情况下，依然能传承不屈不挠的民族精神，与“文科生”们的不断努力分不开。他们当时的工作虽然不实用，却为时人与后人的文化自信奠定了基础，推动了我国文科的现代转型，更为民族文化传承作出巨大贡献。放到眼下，也为如今的“文科生”提供了底气。在动荡年代，“文科生”不但没有误国，还能振兴民族文化，提振民族精神;如今这盛世，“文科生”能误国?事实上，误国的是空谈，而与文理无关。国家民族的兴旺发达，本就需要各个学科的人才共同努力，也需要协调各个学科的发展、平衡人才结构比例，而不能有所偏废。

在一般人眼中，“文科无用论”无非是指文科难以直接产生经济效益————相对而言理工科的现实转化确实比较快。然而，以短期的肉眼看见的“有用”“无用”来评判学科或知识的价值，是一种狭隘的观点。说回央行工作论文提到的东南亚国家掉入中等收入陷阱，有不少学者认为与这些国家的科技创新能力不足有很大关系。但科技创新能力不足，能简单归结为“文科生太多”吗?多年来，我国高考文理科的录取比例大概是1：3。在理科生这么多的情况下，我国科技界却暴露出轻基础重应用、影响科技自主创新的问题，导致近年来一些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而基础学科长期不受重视，正是缘于其现实转化较慢，短期看来“无用”。所以说，要跳出“有用”“无用”的局限去看待知识。从长远来看，基础学科的发展对科技创新至关重要，而文科的发展则对社会文化发展至关重要。

所谓的“文科无用论”根本是一个伪命题。由于偏见，社会对文科学习的刻板印象就是“死记硬背”，而忽视了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的综合性与丰富性，以及对其深入学习所需要的思辨性、创造性与逻辑性。世界这么大，需要“理科生”推动科技进步，也需要“文科生”创造精神文化，缺一不可。而对于一个全面发展的人来说，他既需要理科的知识，也需要文科的素养。将人简单贴标签分为“理科生”“文科生”，也是局限了每个人的潜能。文科之大用，在于塑造了每一个人的世界观，也创造了每一个民族的独特魅力。看到这种大用，才可能拥有完整的世界观，才可能真正传承和弘扬民族文化。

(郑珊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