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人格的修炼之路——读李秋沅《陈嘉庚：华侨之光》

陈嘉庚既是民族旗帜，亦是华侨之光，是位列中华民族近现代史上伟大人物长廊中的人。如此高的赞誉与他在现实生活中是有胆有识、有情有义的热血男儿密不可分。这正是李秋沅《陈嘉庚：华侨之光》令人印象深刻的缘由。

人格之伟大与否，最大的评判标准在于能否经受得住困境之磨砺。按照洋人的律法，父亲欠下的债儿子不必还，何况债主手中还有陈家顺安号抵押的产业，日后这些产业升值即可抵债。换言之，于情于理陈嘉庚皆不必还父亲经商失败欠下的债。可是，陈嘉庚在经商获利之后，即与印度高利贷商人协谈还清债务之事，在达成协议之后他还款九万元。而时年三十三岁的陈嘉庚还款前的家当只有十几万元。他付出巨款，在多数人看来是既傻又笨的行为，却是他从心出发的自然之举，无需外力督促或逼迫。人格、气度、风范，若掺杂一丝假意，就失去存在的意义与歌颂的必要。而此举为他赢得信任与尊重，为他带来日后的人脉与商机则是后话，本不在他考量范围之内。

在陈嘉庚八十七年的生命长旅中，最值得敬佩的不是创立庞大的商业帝国、积累巨额财富，而是他助力家乡教育事业的毫无保留，是他身在南洋积极支持抗战的竭尽全力。后两者正是李秋沅着墨最多之处，也是陈嘉庚一生最难之点。祖国哪里有需要，他就把力气出在哪里，并乐意因此而付出全部。因为他是一个纯粹至极的人。何为纯粹?纯粹不是透明，不是没有缺点，而是从不计较自己的得与失，只在乎民族与国家之存亡。无小利，有大义，陈嘉庚诚可谓有浩然之气者。

有人提议厦门大学的楼宇应该命名为“嘉庚楼”或“敬贤楼”，他却命名为“群贤楼”，既出自王羲之名篇《兰亭集序》，又恰如其分地全是他办教育的初衷。人人皆为贤者，岂有国弱之理?岂有国破家亡之惨剧?带领慰劳团到达重庆，得知国民政府划拨专款八万元作为经费，他非常不安。第二天他登报发出启事表达态度，解释谢绝专款接待之由。自四月十四日抵达到五月一日离开，慰劳团除了借政府两辆客车、耗费的汽油由政府供给，其余费用总计六千一百元，统统由团里所有人合力承担。这与陈嘉庚的身体力行、率先垂范密不可分。在爪哇三年半的逃难岁月里，他从始至终做了最坏打算，如果落入敌手，绝不做日寇之傀儡，舍身取义势所必然，不容有丝毫犹豫。在逃难期间，他写出三十多万字的《南侨回忆录》，书中“最大部分为记录南侨襄助祖国抗战工作”，为后人留下珍贵的精神财富。

李秋沅有意把陈嘉庚的纯粹写到极致，这不是特意美化，而是她在梳理陈嘉庚过往生平时被深深打动的自然选择。她以时间为线索，写出传主伟大人格的修炼之路，在生与死之间徘徊，在祖国与南洋之间奔忙，在惦记乡亲与爱国热忱之间转换，他活出的是厚重、精彩、壮阔、完满的一生。他不仅是闽人之光，更是国人之光。“七十年来，他用超乎常人的意志力与自律，披荆斩棘，筑起自己庞大的实业王国，‘先有营业而后能服务社会’;他以‘国家的富强、民族的振兴、社会的进步、人类的文明’为己任，兴学办教育，领导南侨襄助抗战;他为实现民富国强而走向政治舞台，走向了人生深处，走上了奉献与成就、辉煌与圆满之路。”不管在人生的哪个阶段，不管遇到怎样的境遇，陈嘉庚始终如一。这正是鲁迅先生文章里所写的中国的脊梁。在抗战最艰难的日子里，陈嘉庚为助力抗战所付出的一切值得后人铭记，那些艰辛与心血虽不如集美学校与厦门大学那样有留存至今的建筑为证，却有座丰碑矗立于代代国人心中、矗立在历史的长河里。

历朝历代不乏成功之人，缺的正是如陈嘉庚这样纯粹的人，这样的人注定寥若晨星。如晨星者不仅少，在茫茫暗夜里其光芒亦有些清冷，甚至微凉。然而，必定是光，是星光。星光指引前行之作用，不容忽视。对现代人来讲，回顾中华浩瀚历史中的先锋人物，其最切近的作用，莫过于寻求一种指引。它不是振臂的呼唤，亦非热切的鼓舞，可能只是内心的某一根弦被无声地触碰。

(张家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