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时期的“调查研究”

我党历来重视调查研究工作，而将其作为一项党内政治制度加以确立，则是滥觞于延安时期。

1941年1月5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宣传干部会上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拉开了为期三年多的“延安整风运动”的序幕。针对党内受“王明路线”影响，理论脱离实际的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倾向，毛泽东提出全党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7月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设立调查研究局的通知》，毛泽东为主任;8月1日，中共中央正式发出《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

旋即，毛泽东为推动调查研究工作做了两件事：一、替《鲁忠才长征记》写了按语。他高度赞扬了这部“用简洁文字反映实际情况的报告”，它是“调查会之后写出的”;二、向妇委、西北局联合组成的妇女生活调查团作关于农村调查的报告，着重强调：“调查研究要详细地占有材料，抓住要点。”

“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得到了全党的积极响应。一些高层领导自觉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检讨了以往轻忽调查研究而犯有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错误。如张闻天说：“过去(共产)国际把我们一批没有做过实际工作的干部，提到中央机关来，这给党的事业带来了很大损失。过去没有做过实际工作，现在还要补课。”他带头从1942年1月起，主动去陕北神府、绥德、米脂等地农村搞调查研究，为期一年半，受到毛泽东多次赞扬。在这一榜样的感召下，一大批党政军领导干部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在延安地区蔚然成风。

1940年秋天开始，国民党停发八路军军饷，并对陕甘宁边区实行经济封锁，延安深陷困境。随之而起的是中共党内在财政经济问题上产生激烈的争论。毛泽东认为：要解决这一问题，“应该加强调查研究，多掌握第一手材料”。中共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分头到各地调研工、农、商各业的情况，逐个视察工厂、商店、供销合作社及运输队，调查了各县的自然资源状况，摸清整个边区的“家底”。经过调查研究之后实行的一系列措施，振兴了边区的经济。如大力开发盐田，盐业的收人成为了边区政府除公粮外的最大收人;利用边区羊毛资源丰富的优势，编毛衣、织毛毯，自用以外还大量出口，发了“羊”财，缓解了边区的经济窘况。

当时，边区政府因增加征收公粮而引发冲突，百姓有怨气。这引起了毛泽东的深刻思考，他经过深入调查研究，决定减征公粮，发动八路军“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大生产运动由此拉开序幕。以开发南泥湾为例：《陕甘宁边区森林考察报告》中列数了边区森林资源和可垦荒地的情况，并提出了开垦南泥湾以增产粮食的建议。朱德即刻召见调研者，并三次由调研者陪同视察南泥湾，一次次调研更坚定了朱德开垦南泥湾的决心。随后他制定了开发南泥湾的总体规划，并向毛泽东建议由三五九旅承担这一艰巨任务。

毋庸讳言，延安整风在康生的极左的操作下，审干工作一度走上歧路，成为了“抢救运动”，把15000人打成特务、奸细，广大党员干部义愤填膺，纷纷向中央反映情况。毛泽东很快纠正了这一错误做法，重申“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政策，遏制了扩大化的趋势。毛泽东在总结审干工作的教训时指出：“发生错误的原因主要是两条：一条是缺乏调查研究;一条是没有区别对待。”经过认真细致的调查研究和实事求是的区别对待，甄别和挽救了一大批党的好干部，也使延安整风运动走上了正轨，成为彪炳史册的里程碑。

(沈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