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生与横议——读张曦《观念的形状》

《观念的形状》

张曦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这是一场古代中国思想世界的大戏，一个中国文明先贤“集大成者”的求道故事。《观念的形状————文物里的中国哲学》，放在我书桌上很久了。我的阅读很慢。我想用朱子所说的读书法：“须是今日去了一重，又见得一重，明日又去了一重，又见得一重，去尽皮方见肉，去尽肉方见骨，去尽骨方见髓”，来体会这些历史深处的，这长达30多个世纪的一个一个、一幅一幅的场景，先贤们的哲学思想在旋转、跳跃，舒展、飞翔、落下、枯萎、消融，像一片片叶，一滴滴雨。我想从中体认那些消逝的，但已融入这片土地的“天”与“人”的关系，体会中华传统法律文化的生发和缘由。在此，我是用一种买椟还珠的读法，只和你谈其中的两个关键词：顺生和横议。

所谓顺生，是指顺着天命所定的活下去就是合理的生活道路，即“天人合一”。我最早注意到中国文化中的“天人合一”，是因为读了贞尧仔老师的著作《寻求平衡》。作者在此书中谈到人与自然和社会融为一体，人“合”向天，找到自己的天性，找到人的本性，找到天命的一种修养方式。

《观念的形状————文物里的中国哲学》提出“天命”这一命题并不是从来就有的，进而通过“周人灭商”，中国上古历史上最为重大的事件,揭示了“天命”的产生。主要概括如下：

商朝是神权文化的一个代表。从甲骨卜辞记载看，商人的神灵世界有三层结构，一是天神，其中至高的称为帝。掌管日月星辰、风雷电雨、冰霜雪露等一切自然现象。第二层是地示，主要是一些精灵般的存在，游荡在山川林泽、四方百物中。第三是人鬼，也是故去的祖先。商王非常虔诚，可以说大事小事无时不卜，从自己为什么牙疼，到关乎国家安全的祀戎大事都要问一问上天。

如此虔诚的王朝，他们为什么会灭亡呢?所以周初的统治者开始思考，他们得到天下靠的是什么?书中的“西周大盂鼎及226字的铭文拓片”反复诉说着一个根植于秘密之上的新观念，那就是“天命靡常”。天命不仅可能“靡常”，而且必须“靡常”。如果你的统治仅仅依靠天命的话，那么它是不确定的。“皇天无亲，惟德是辅”，皇天并不会偏袒某一个族的人，不会永远支持夏朝，也不会永远支持商族，他只支持有德之人。

周朝提出来了一个新的德的概念，一个部落或者说一个王朝的统治者要有德，以他的德来配合天命。这个德的内涵是什么?实际上德字在商朝，我们在甲骨文里面就已经能看到。但是周朝的德和商朝的德相比有什么不同?北京大学武树臣教授在《寻找最初的德》这篇文章里进行了考证。他认为周朝的德字比商朝的德字多了一个“心”字底。《左传》曰：“民之所欲，天必从之”。这个“心”代表着百姓。统治者要照顾到百姓们的利益，所以周朝统治者提出“以德配天”、“敬德保民”，要保护万民，爱惜民力，进而创设了影响深远的繁复“礼乐制度”。这些在法律制度上的体现就是要对百姓慎重的使用刑法，要“明德慎罚”。周朝在提出来“明德慎法”思想的同时，还提出“形兹无赦，小人难保”的观点。中国古代提倡德，但不等于就否定法律或者刑的作用。

明德慎罚思想产生之后就成为中国传统法律思想之源，对后世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之后，汉朝提出来“德主刑辅”思想，而唐朝更是把“德理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一准乎礼”作为制定法律的一个首要原则。可以说“德”的观念，明德慎罚思想提出来之后，成为中国古代封建正统思想的一个最主要内涵。从西周之后，统治者把注意力从天上的神灵转移到了世俗的人间，中国古代法律也从神权法逐渐走向了世俗法。

这是由“顺生”而引发的联想与思考。而横议，出自《孟子》，意思是人看到了什么，能说也该说，且自己想清楚了，就要说出来。《观念的形状————文物里的中国哲学》讲叙了72件文物身上隐隐闪烁着的求道故事。那些伟大的求道者通过广泛的讨论和辩论，推动了思想和知识的进步，他们热切希望传递给后世的最后道理是：要在大写的“天”中，成就个体之“人”充满人性的一生。作者写道：

古代中国哲学，对“人是什么”有不一样的见解。人，作为一种依赖性动物，曾生活于一个黏糊糊的人伦世界。他曾作为父母兄弟存在，作为社会角色存在，在这些关系性而非原子式的存在方式中，获得他的义务，付出他的辛劳，施予他的牺牲。这是中国古代哲学对人性生活的根本看法。

从父子人伦这种每个人都能体会到的最原始、最日常的感受出发，把普天之下的每一个生灵，都当作自己的父母兄弟和姐妹，站在至公无私的天理上，用一颗至诚的仁心去对待他们，这是古代中国的往圣先贤留给后人最重要的思想遗产。10世纪前，张载将这番道理概括为四个字：“民胞物与”。就是说：所有人都是我的同胞，所有的物都是我的同类。这是一种非常宏大的哲学思想，在古代法律思想中也有非常突出的表现。

先秦思想家慎到说：“法，非从天下，非从地出，发于人间，合乎人心而已。”人伦道德抑或自然道德，都不过是人心的外化;要维护这些道德，就得有相应的法律制度。或者说，只有根据这些道德要求来制定和实施的法律制度，才能符合人心、激发良知，才是良法;反之则不然。中华法系的演变发展，正体现了这样的思维逻辑和实践逻辑。

立法者首先要有“民胞物与”“长安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的道义情怀和公平正义的信念，把“人民的福祉视为最高法律”，敢“为市井小民写心声”。执法者要“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韩非子·有度》)，惩罚一个人的过错时，不应该因为他的身份是大臣，就有所偏袒，就不惩罚他了。在赏赐好的行为的时候也不应当因为一个人是普通百姓，而对他有所轻慢，所以法律要一视同仁，要客观公正。

如此，在道德和信仰的铺垫之下，法律将作为“上层建筑”进行完善的顶层化设计，在吸收人文理念的同时，为二者提供强力的支持和保障。整个社会在发展经济的同时，有了制度和精神层面的反思与警示，道德水平将显著提升，最终必将通向个人的幸福人生，进而助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不竭的动力支持。

（黄丽云）